噩梦醒来是早晨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１２月号文章】题：我怎样重返球场
１９９３年４月３０日，德国汉堡，市民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盘。晚春的黄昏有点凉意。看台满座，但是我的亲人没来观赛。前一天晚上父亲觉得不舒服，到中午时分更病得出不了旅馆。妈和我哥哥留下来陪他。
比赛很激烈，第一盘我以６：４赢了马德琳娜·马莉娃，第二盘我以４：３领先。休息６０秒钟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擦去颈上的汗，再用毛巾盖着脸，身体前倾，以免分心。
突然我觉得背上剧痛——左边有个地方痛得很厉害。疼痛扩散到整个背部，又往下传到右半身。我听见一阵尖叫，像野兽多于像人的叫声。惨叫声就在我耳内回响，我却认不出这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头戴棒球帽的男人，双手握着血淋淋的刀。他两臂高举，正要再刺——就在那一刹那，我记得见过此人。他曾在我旅馆附近徘徊，在运动场上看我练球。有个警卫从他背后擒伏了他。我站起来，跌跌撞撞走向球网；一阵晕眩，倒在红土球场上。我背部剧痛，伸手去摸痛处，缩手一看，只见手上满是黏滑的血。
这一切突如其来。我朦胧看见哥哥跑进场内。“他还是来了，”我心想，觉得如释重负。他会照顾我的。
我喘着气，救护员把我放在担架上，紧急送往医院。他们把我推进急诊室的时候，我父母已经到了。他们都在哭，害怕得无法强装镇定。
医生用磁共振成像器探测伤口深度。凶手的刀只差几毫米便刺进我的脊椎。我既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刺我。
“要是他再来，那怎么办？”我心想，很担心他会来医院找我，把把我收拾掉。
哥哥同一个警员谈完话走了过来，说：“那个人已经被抓起来了。你很安全，可以安心休息了。”
我发起抖来，妈在我的病床上躺下来搂着我，护士又推来了床给哥哥和父亲。那天晚上他们全都在我病房里过夜。就像往常一样，一旦出了大事，全家人一起应付。球迷？痴迷？
两天后，格拉芙来看我。她是我最强的对手，而我把她从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挤了下去。她一走进来，我们两人都哭了。
“很抱歉，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国家，”格拉芙说。我们谈了一会，然后她要去比赛。我麻木地祝她好运。她走后，我还在流泪。过了几天，我听说袭击我的人名叫根特·帕谢，是格拉芙的球迷。他行刺我是因为我害她得不到排名世界第一。我心想：“他愿望得逞了。我上不了场，格拉芙就排名第一了。”
我乘飞机回美国——６年前离开南斯拉夫之后，我和家人一直住在美国。不过我们没有飞回佛罗里达的家，而是去了科罗拉多，赴斯特德曼与霍金斯诊疗所治疗，那是个运动医学与康复中心。
救护车开往诊疗所的路上，我尽力不去想那凶犯，不要再想起他的脸和血淋淋的刀，不要再想起自己的尖叫。“他们会把他关起来的，”我安慰自己，自知必须专心休养。停车场练球
我需接受物理治疗，心情非常沮丧。生活并不像我童年所期望的那样——那时候，怪兽只会在梦中出现。
父亲曾很健壮；他是我的教练，也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南斯拉夫我们的家中，哥哥在电视上看到网球赛，于是告诉父亲说想学打网球。我们家乡没有网球用品店，父亲开车十个钟头到意大利去买球拍。哥哥当时１４岁，我６岁。我想跟哥哥一样，不久之后我就说：“我也想打网球。”于是父亲再去意大利，买了一个小小的木框球拍。
我们镇里网球场很少，所以父亲、哥哥和我就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停车场里练习。我们在两排汽车之间拉起网，在狭长的场地上打球。
父亲是艺术家。他想要我打好球，于是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个漫画兔子“小茉”。我捏着让纸页快速翻落，小茉就会有动作。父亲用小茉来解说发球和其他技巧。如果我后仰过度，或者臀部翘高，他就把小茉画成那样，然后再画出正确的姿势，让我看二者的分别。
今天常有人说，没有钱就别想在网球场上出人头地。我知道此话不真。我们当时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谈不上富裕，但是我爱好网球，而我父亲懂得怎样启发我，有能力教我，那就够了。
我８岁就成了南斯拉夫顶尖的少年网球手，而且深得其乐。１４岁那年我得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的尼克·波列提埃里网球学校的奖学金。我到了美国，听不懂英文，很思念双亲。
“你们来这里，不然我就回家，”我说，忍不住在电话上对父母哭了起来。我只是个不开心的孩子，没有想到我是在要他们辞去工作，离开家园和朋友。
几经思量，他们终于决定来美国。那是为了我的事业，但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压力，不论输赢，我还是他们的莫尼卡。
如今，我在斯特德曼与霍金斯诊疗所里力求康复，以后还能不能再打网球，一点把握都没有。他出来了
刀伤损害了我肩胛骨附近的软组织和肌肉，我很难完全依照霍金斯医生的物理治疗计划去练习。一般运动员会坚持训练，渴望恢复运动，而我在健身房却似乎总是没有办法专心。有时说哭就哭了，晚上做噩梦，难以安睡。斯特德曼和霍金斯两位医生设法帮助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治疗过像我这样的运动员——曾遭袭击，想到重返球场便会勾起许多可怕的联想。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３日，母亲和我在佛罗里达我们家附近买东西，哥哥向我们跑来，喊道：“他放出来了！”
哥哥不必说出那人的名字，我坐在人行道边，慢慢让自己冷静下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说。
凶手帕谢被裁定犯了“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的罪名，判缓刑两年。换句话说，今后两年本来应该是凶犯坐牢的，却成了我坐牢。我要躲在家里两年，不敢去打职业网球，甚至不敢在公众场所露面。而那个有“严重人格障碍”的人却逍遥在外。对抗恐惧
１９９１年３月，我不得不承认家人予我全心全意的帮助还是不够，忧忧郁和噩梦并没有消失。我去见斯特德曼医生介绍的心理学家杰里·梅伊医生。
我告诉梅伊我常做的梦：我回到汉堡的球场，出场比赛。每次我向观众席上望去，都看到帕谢的脸。
我对主裁判说：“请把那人赶走，他伤害过我。”主裁判会回头去看，等他转过脸来，他的脸变成了帕谢的脸，堆着狞笑。我常常在睡梦中惊醒，浑身冷汗。母亲站在我床边，被我的惊叫声吓坏了。我会求她睡在我床上，像我小时候那样搂着我。
梅伊教给我一些控制思绪的技巧，帮助我对抗恐惧。几次门诊谈话后，我明白了：予我最大乐趣的就是打网球。不论将来还能不能参加比赛，我还是喜爱网球。我必须重执球拍。哥哥和我开始在我们后院的网球场练习。父亲有时候也陪我打球。
１９９５年２月，纳芙拉蒂洛娃打电话给我，说她会来佛罗里达参加锦标赛。“我可以来看你吗？”她问，“也许我们可以打打球。”她来了，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午餐时她说：“你知道吗，莫尼卡，我们都很希望你回到职业赛来。这当然只能由你决定，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大家都非常欢迎你回去。”
她临走的时候，从手腕上解下一条金手链。“我要你收下，这链子常常给我带来好运气。”她为我戴在手腕上。
“我不能收的。”
“你回来打球的时候，再还给我吧，”她笑着说。每次我看着这条手链，就为纳芙拉蒂洛娃的热诚感到一阵温暖。我开始考虑再参加比赛。过了不久，我就恢复定时练球了。
１９９５年４月，德国上诉法庭裁决维持帕谢缓刑的原判。我对自己说：“莫尼卡，你得不到公道，有两个选择——回去打网球，要不然就找别的事做。不管怎样，你要向前走。”
我准备７月到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参加一场表演赛。此时纳芙拉蒂洛娃虽已正式退休，不再参加单打赛，却答应作我的对手。回到球场
比赛那天我简直提心吊胆。父亲给我最后一刻的建议——来自慈父、而不是教练的建议。他说：“出去开心玩玩。是时候了。”
观众热烈欢迎纳芙拉蒂洛娃和我，掌声如雷。我有些球打得很好，也有些很糟。经过激战，我终于赢了那场比赛。我回头看看笑容满面的双亲，然后跑到网前去搂抱纳芙拉蒂洛娃。“你回来了，孩子，”她笑着说，后来我把金手链还给她。她说得对——手链给我带来了好运。
那场比赛之后，再没什么可以阻挡我了。８月中我重返职业女子网坛，参加了多伦多加拿大公开赛。
我打进了半决赛。最后我在决赛中对南非的科泽尔。我以前碰到过她，不容易应付。父亲像平常一样，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是个开始，莫尼卡，”他说，“你打得很好。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回到了球坛。”比赛结束，我赢了。父亲在观众席上流泪。
在观众的阵阵掌声中，我想到自己经历了多少才来到这里。我们和２８个月之前的自己都不一样了，我真正感觉到家人的深爱和朋友的情义。
不论将来的比赛怎样，我知道我其实已经赢了。塞莱斯和她的父亲 复出后的塞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