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分析南亚国家女性执政背景

【美国《纽约时报》１１月１０日文章】题：被亚洲执政妇女迷惑了吗？（记者巴巴拉·克罗西特）
南亚地区领导现代政府的妇女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多。但面对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的独裁、丑闻不断的政府上周不光彩地被赶下台所揭示的现象，任何将撰写争取女权运动史的人都需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有权力的妇女是怎样领导国家的？她们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对她们统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不是遗孀，就是女儿。她们因为家族中没有男性继承人而担负起家族的使命，登上权力的宝座。当最后的欢呼声消失和竞选标语褪色的时候，她们又回到家中，过起了传统生活，同时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些负担包括主流政党的包袱、庞大的庇护制度和一大堆的政治老账。
她们用小时候在父亲膝下，结婚后在丈夫身边听到和学到的原则治理国家。她们的问题都是老问题。在一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些妇女对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和像教育、妇女权益和儿童保护这样的社会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从西方争取女权运动的观点来看，她们经常被视为先锋，但实际上却不能把她们看成先锋。在一个无论什么性别的领导者当政都始终缺乏开明领导层的地区，她们的上台往往是倒退，而不是预示着将出现男女更平等的未来。
贝·布托并不是独一份。她的故事只不过是在南亚女性政治家盛衰无常的历史上增加了新的篇章。英迪拉·甘地身后留下的是遭到破坏的民主制度和对印度的弱小邻国玩弄的卑劣手段。在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夫人使一个一度很有希望的国家陷入第三世界浮夸辞藻的泥淖中。孟加拉国两位妇女——前总理卡莉达·齐亚和现总理谢赫·哈西娜
——之间的强烈对抗使政府陷入瘫痪。
在一个大多数妇女面临严重的歧视和权利被剥夺的地区，总理或总统办公桌后出现一个女性面孔并不能带来很大的改变。在仍由男人主宰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样的穆斯林国家里，当政女性的确可能给女性政治家带来恶名，而且可能激起强烈的抵触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能成为强有力的变革的象征，至少她们一度是变革的象征。
在南亚更远的地方，妇女更少能成功地经受执政的考验。事实证明科·阿基诺是一位无能的管理者，但人们在回顾往事时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阿基诺夫人不像贝·布托，她在给国家带来民主和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后就退到一边，因此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一般来说还比较好。其他两位亚洲妇女仍在等待，她们具有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权力。她们一个是缅甸独立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另一位是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苏加诺。
除了在危急时刻作为一个象征以外，这些妇女中的很多人，其中包括斯里兰卡现总统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还表现出出乎意外的勇气和政治见地。亚洲政治学家因此而赞誉她们，甚至在他们批评这些妇女领导人时也带着敬佩。
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孟加拉国籍的政治学家劳纳克·贾汉说：“当没有明显的继任者，以及老党派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时，他们往往推出一位各派都接受的妇女作为象征性的领导人。他们认为可以操纵这些妇女。但每次都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一旦掌握了权力，这些妇女不仅能对付男人，而且能熟练地使用传统政治手段。”
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以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为例。他说：“她非常适合作领导人，她有主见。国大党推选她为领导人时是个折衷办法，认为可以操纵她，但她很快掌握了大权。她很突出。”不幸的是。甘地夫人为挽救她的政治生命也准备放弃公民自由。
如何对一位因家族原因而掌权的妇女作出反应，已成为亚洲倡导妇女权利运动中日益引起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