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陕北地区的报告

【香港《亚洲新闻》周刊８月９日一期文章】题：来自同贫困作斗争的地区的报告（记者戴维·谢延安）
在遥远的延安——毛泽东结束其２５０００里长征的地方——经济发展的成就可以从多方面衡量出来：农民黄兴军（音）现在可以通过架在窑洞顶上的卫星天线收看电视节目。他是幸运的农民之一。１９８９年联合国在中国陕西省实施扶贫计划前，黄兴军只能靠出售猪仔和每年打下的５００公斤粮食增补收入。他每年的收入总共也不到１００美元。现在他改种苹果，去年收入２４００美元，而陕西省的人均收入还不到３００美元。
中国大多数农民看来都有同样的态度：他们对目前的生活可能并不感到特别满足，但对很多人来说，在过去２０年里，生活确实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同贫困作斗争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在经济改革的最初几年，中国解散了庞大的公社，通过所谓“土地承包制”，把权力分到农民手中。据世界银行说，在改革进程的初级阶段，中国赤贫人口从２．７亿减少到１亿，这个成就应该列为本世纪最大的成就之一。
我曾于１９７５年作为一外国留学生组织成员去延安访问。当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末期，６０年代末文革期间，成千上万城市知识青年非自愿地被送到农村的热潮已经退去。当我第一次去延安时，那里是一个安静、尘土飞扬的县城。延安的辉煌已随着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成为过去。只有一些象征曾经辉煌的东西还留在那里，如供游人参观的毛泽东及其助手们曾经住过的窑洞。
就像那个年代里中国的很多地方一样，我记得延安的男男女女都穿着看不出性别的褪了色的毛式制服。泥泞坑洼的街道上没有交通和商业可言。我永远忘不了烧煤散发的刺鼻讨厌的气味。那里的冬季特别寒冷。刺骨的寒风加上干燥的空气，让人的手脸皲裂。一些特别穷的人，因每天早晨用冰水洗脸而导致皮肤几乎变成紫色。
当我今年再次访问延安时，那里的空气依然散发着同样的怪味，但其它很多方面已发生变化。在穿着方面，虽然时髦的程度比不上北京和上海，但比起其它边远地区，这里的服装还是有些色彩和现代味的。今天的延安是一个拥有１２．５万人口的城市，路面虽然保养得比以前也好不了多少，但街道肯定比以前繁忙了。商业也比以前繁荣。人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松下”大屏幕电视机、音响、洗衣机、微波炉和“金霸王”电池等。在街头巷尾的小摊上，商贩们出售从羽绒衣到浴室用的弯管等各种商品。
延安地区真正“普通人”的生活还远远达不到小康水平，但已出现很多可喜的迹象。例如，村民都在向已从扶贫计划受益的邻近地区学习农业技术。他们已修起防侵蚀的堤坝、建起梯田和种植苹果树。
陕西省农业厅的一位负责人对中国的贫困问题规模之大感到痛惜。他说，仅陕西一个省就有５０个是北京国务院指定救助的“贫困县”。（杨文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