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冈事件伤口未愈日本法院一拖再拖

【香港《亚洲周刊》８月１８日一期文章】题：花冈事件伤口未愈
半个世纪过去了，花冈事件像一块仍在作痛甚至出血的伤疤，牵动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中国劳工被日军押往日本北部秋田县花冈，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做苦工。中国劳工不堪非人虐待，奋起反抗，试图冲出虎口，１３０多人被杀。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自中国的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代表团一行四人来到日本，要求鹿岛公司认罪、赔款并为死难者建造纪念馆。日本法院拖延判决
花冈案是中国公民首次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次大战中负有罪责的日本企业，备受日本各界关注。案件自１９９０年受理以来，已进行了三次判决。７月８日是花冈案第四次判决的日子。清晨７时４５分，仙台、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广岛六大城市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门前，华侨、留学生、日本友人向鹿岛职员和行人散发谴责鹿岛公司的传单。
下午２时３０分，花冈案第四次判决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鹿岛公司代表的讲话声音低到难以听得清楚的程度。开庭３０分钟，庭长便宣布退庭，决定第五次判决将在９月３０日举行。在场者对此无不深感遗憾。在东京花冈事件声援会总部门前，日本友人川见一仁在雨中手持话筒，历数鹿岛公司当年的所作所为。
日本法庭拖延判决，但日本公众对花冈劳工深表同情。花冈事件代表团访问了仙台市。这里有许多关心并同情花冈劳工的日本朋友。已步入而立之年的小学女教师伊藤关子，拿出写给花冈劳工暴动领导人耿谆的信给大家看。耿谆是河南人，当年花冈劳工领袖，现任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名誉会长、“绑架中国劳工赔偿案”首席原告。七成国民批评侵略战争伊藤关子在信中写道：“我从报纸上得知耿谆先生的事情，又在图书馆找到有关花冈事件的书籍阅读，我止不住泪水，放声痛哭。我愿为日中友好不再战献出我仅有的微薄力量。”从那以后，伊藤改行当了小学教师，制作花冈事件的大型连环画，教育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她还利用假期到中国河南访问了耿谆，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伊藤结婚时，耿谆像老爷爷一样备了厚礼；耿谆访问日本时，伊藤更像孙女一样服侍。
花冈事件代表团在东京先后拜访了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参议院议员田英夫、清水澄子、竹村泰子等支持花冈裁判的政界要人，对他们的长期关心和不懈努力表示敬意和感谢。清水参议员当初最早向首相正式提出“绑架、虐待中国劳工问题”。她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出了很多力，但鹿岛公司仍不认罪。本来不该让大家一次次为打官司赴日。绑架、虐待花冈劳工一案，鹿岛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也应受到谴责。”
７月７日是一个泪雨绵绵的日子，中国花冈劳工追悼会在东京市中心的梅窗院举行。由前战犯组成的反战友好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小岛隆男首先发言。他曾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拘留所服过刑，１９５６年被中国释放。他说：“我当年在机枪部队任中队长，干了很多不人道的事情。但战败后，中国没有伤我们一点，全部送回日本。”当时，中国人民在贫穷的状况下，首先保证他们吃饱（优质米、肉）穿暖，战犯拘留所还有暖气供应。“我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我在花冈的时候，看到遗属悲痛欲绝地抚摸石碑，觉得惨不忍睹。我希望日本人理解中国人的心情。”小岛最后高呼：“真理必胜！”各国学者关注此案
追悼会上，花冈劳工幸存者和遗属出示证言。
遗属代表中泽一江作了感人肺腑的发言。她是日本鸟取县人，父母早逝，受姐姐虐待，逃到东京当女佣。当年花冈暴动副大队长李克金为了等待横滨裁判开庭作证，留在办事处当门卫。中泽一江跟他相识结婚，后随丈夫到湖北定居。中泽说，由于在花冈受到一年多虐待，丈夫回乡后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有一次往卡车上装东西，他吐了很多血。他的臂部、腿部至死都留着花冈监工毒打的伤疤。中泽哭诉道：“今年３月底，卧床不起的丈夫把外地的儿孙都叫回来，当着他们说：‘我不行了，花冈的官司由你们的妈妈替我接着打。花冈案不了结，我死不瞑目。’”中泽表示，“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我谴责日本的侵华战争，鹿岛公司虐待中国劳工必须认罪。我对鹿岛绝不让步”。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也为花冈事件举行了研讨会。奥地利学者马丁·金子表示：“我的祖国二次大战期间曾为德国一部分，是发动战争的一方。我有责任为被害一方伸张正义，敦促战争责任者认罪赔款是必须的。”
一桥大学研究生慎苍宇是出生在日本的朝鲜人。他说，当年在日本的朝鲜劳工有６０多万人，他们很关心花冈事件，最早发现花冈中国劳工尸骨的就是朝鲜人。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寺泽由纪带来了全美饭店联合工会洛杉矶分会第１１地方支部和全美补偿赔偿联盟给花冈幸存者和日本有关团体的声援信。谢罪要有实际行动
由日本学者组成的“绑架中国劳工反思会”事务局局长福田昭典说：“日本人说‘对不起’是口头禅，鹿岛公司说一句‘对不起’绝不是谢罪，谢罪要有诚意和实际行动。本会８月将再访中国，抓紧时间听取仅存的几十位花冈老人的证言，整理成录音和录像，作为永久档案。我们一定和中国人一起将这场官司打到底。”但是，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代表、对外发言人岩本丰却强调：“花冈事件是在二次大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花冈受难者联合会提出“谢罪、建造纪念馆和赔偿”三项要求，岩本丰说，谢罪业已完成；至于在北京和花冈建立纪念馆，中方所提要求不具体，鹿岛公司也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鹿岛愿意重修花冈现存的纪念碑；赔偿一条，鹿岛不准备接受。“我们等待东京裁判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