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乔丹──克林顿的“军师”（上）

【美国《纽约时报》７月１４日专稿】题：接近权力的乔丹能运用权力（作者杰夫·格特）
今年５月，克林顿总统要派一名有声望的代表参加台湾首次民主选出的总统的就职仪式，回来后向他汇报，他选中了小弗农·乔丹。
１９９３年克林顿的老友、总统助手文森特·福斯特自杀，白宫第一次出现悲哀。乔丹陪克林顿去福斯特的家，回来后又在白宫陪伴他到凌晨两点。
６０岁的乔丹没有正式头衔，没有得到公众的审查和认可，但他已经成为克林顿政府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是总统最好的无官衔的朋友、掮客、权力经纪人、对外对内政策顾问，总统经常在各种敏感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这是其他顾问或官员所不能相比的。
乔丹在克林顿总统的生活中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他本人的经历也不寻常：生于一个不富裕的黑人家庭，头几十年为争取民权而斗争，后来成为腰缠万贯的律师和包括美国运通和施乐公司在内的九家公司的董事。他的成功和影响的范围很大，包括有时互相冲突的利益。知道保密
前白宫新闻秘书迪伊·迈尔斯说：“弗农知道许多有关总统和总统私生活的事，但从不向外人讲。他保护总统，总统是他的朋友。”
他同总统的友谊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两个人都喜欢的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亲密关系和随随便便的交谈。
乔丹的朋友、华盛顿的律师威廉·科尔曼说：“乔丹是我所知道的与总统关系最密切的人。”科尔曼在福特政府中担任过运输部长。乔丹说，除了敏感的内阁人事变动外，总统还在贸易、预算和立法等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但并非都同意他的看法。克林顿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说，他和乔丹“总在”辩论各种问题，他看重乔丹坦率的看法。
尽管乔丹经常同总统以及政府的许多官员交谈，但他是以朋友和顾问的身分，而不是作为当事人的代表。
乔丹与克林顿一样，都是在南方长大的。他受到母亲玛丽·贝尔·乔丹的很大影响。那时乔丹一家住在亚特兰大西区的一个公共住宅区内。乔丹的母亲为亚特兰大律师俱乐部等团体中的白人上层人士做饭。因而乔丹就常在厨房里游荡。乔丹说，虽然他很喜欢那些白人的做派，但他心目中的真正楷模是亚特兰大市稳健的黑人民权律师Ａ．Ｔ．沃尔登。沃尔登常常把一些民权案件提到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法庭上去。
１９７１年，乔丹担任了全国都市同盟的执行干事。这是一个设在纽约的稳健的民权组织，着重向公司和联邦政府寻求支持。
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和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方的家中。乔丹在印第安那州格林卡斯尔的德波大学毕业、又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获得一个法学学位之后也回到在亚特兰大的老家。
１９８０年年底，乔丹在为都市同盟的事到小石城出差期间，曾为竞选连任州长失败的克林顿鼓劲，使他振作起来。
乔丹说：“我希望见他，因为我一直相信他能当总统。”
民权事业是他同克林顿之间友谊的纽带。乔丹拿出的一张１９９３年拍摄的他们两人在一次聚会中高唱被通称为黑人国歌的《让万众放声高歌》的照片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照片上还有克林顿的亲笔题字：“美国白人中唯一懂得抒情歌曲的人赠”。
１９９２年，当乔丹被选为克林顿—戈尔交接班子的两位负责人之一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同克林顿的关系有多深。１９９１年，在克林顿宣布竞选总统的意向之前，乔丹带他到德国走了一趟，其目的在于扩大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增加他对对外政策的了解。那次他去参加的是每年一度的比尔德伯格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全都是国际政界和实业界领导人。
在此次去德国期间，克林顿结识了像施乐公司董事长保罗·阿莱尔这样一些人物。阿莱尔后来成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乔丹说，克林顿在当选总统的翌日告诉他，１９９１年的德国之行“是促使我下决心竞选总统的最重要的因素。”
克林顿在１９９２年的竞选总管、商务部长米基·坎特说，弗农通过在权势集团中树立这位州长的光辉形象的办法来为他做好就任总统的准备。
国务院从它驻台湾的代表机构那里收到的电报描绘了乔丹５月间在台湾的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乔丹受到克林顿信任的原因。美国驻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林恩·帕斯科写道：“他使所有的人为之倾倒。他表现得俨然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对华及对台政策的人物。”
乔丹还在工业界同克林顿政府之间进行不事声张的斡旋。他说，他是以一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的身分同总统讨论许多问题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