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窃取氢弹秘密内幕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文章】题：法国人窃取氢弹秘密内幕（作者樊尚
·若韦尔）
法国第一颗氢弹的密码名字是ＶＬＢ１，重三吨，外型像当时（６０年代）流行的西姆卡１０００型（ＳＩＭＣＡ１０００）小汽车。这颗氢弹里装有数百公斤梯恩梯、浓缩铀和钚，还特别装有锂的氘化物。这颗氢弹如果在埃菲尔铁塔上空爆炸，整个巴黎就会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摧毁。它的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２００倍。这就是法国的第一颗热核炸弹，即氢弹。它可说是法国今日打击力量的祖先。
法国第一颗氢弹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４日在波利尼西亚的方加陶法岛上空爆炸。这是法国进行的威力最大的一次核爆炸试验，当量为２７０万吨。据阿兰·佩雷菲特说，这也是法国在戴高乐将军执政时期进行的“最后几次试验之一”。然而，戴高乐将军知道这次试验的秘密吗？法国的科学家们经过若干年摸索之后仅用几个月时间就使法国跻身于氢弹国家之列，戴高乐将军知道这些科学家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吗？法国的这些科学家们研制出法国第一颗氢弹是借助于谁之力？
３０年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一直对这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真正历史守口如瓶。其原因很简单：事关第五共和国最奇特的间谍事件。法国之所以能在１９６８年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是由于一位英国核武器专家提供了有关情报。时至今日，曾参与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行动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们仍拒绝谈论有关情况。他们至多也只是说，官方的说法不够准确。
法国官方是怎样说的呢？直至１９６７年４月一直兼管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病》一书中谈到了法国官方的说法。当时是１９６６年１月。戴高乐将军在视察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利梅伊军事科研中心以后，对佩雷菲特大发脾气说：“那你们就研究一下原子能委员会未能研制出氢弹的原因。不能老是这么拖下去！你们听清楚：我要在离开爱丽舍宫以前看到进行第一次试验！”
几个月来，戴高乐将军一直坚持这样一点：法国必须和尽快拥有热核武器。他认为，这是确保法国威慑力量的永久性的唯一办法。常规的原子弹（即用浓缩铀和钚制造的炸弹，法国已从１９６０年起逐渐拥有了这种武器）不久即会变得不再可靠，因为这种原子武器太大，容易受到压制而失去作用，而且威力也还不够强大。一言以蔽之，这种原子弹已经过时了。此外，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经在５０年代初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中国在１９６６年初也准备试验氢弹。
阿兰·佩雷菲特开始寻找可使原子能委员会摆脱困境的学者。他的顾问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罗贝尔·多特雷的“具有非凡天赋”的人物。于是“奇迹”出现了。佩雷菲特在书中写道：“形势很快改观了。只用了几周时间，综合方案就提出来了。””１９６８年８月，法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应归功于多特雷的“天才头脑”。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当然很好。但可惜这是假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再回到１９６６年１月。的确，法国的科学家们在苦苦摸索。法国的原子能专家们早已掌握了氢弹的一般原理。其它就不知道了。法国的研究人员最多只会制造出比常规原子弹威力大一些的“剂量增加”的原子弹，即研制出假氢弹。要取得进一步的成绩，他们还需要掌握一种基本的原则，一种程序，一个“窍门”！
为了这个“窍门”，情报人员寻找了七年之久，但仍一无所获！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内，人们甚至设了一个特别部门：情报和科技信息局。这个局负责综合、分析和分发秘密收集来的科技材料。这些科技文件材料很少是来源于法国官方的情报机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间谍们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而且行动笨拙。
所以，原子能委员会情报和科技信息局宁愿自己组织情报网，不愿通过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搜集情报。谁给情报和科技信息局提供情报呢？通常是驻德法国军队的军官。法国是北约成员国，驻德法国部队因而配备有美国的核弹头（一天２４小时都有美国军官监视那些核弹头）。尽管有美国军官监视，但在拉尔基地和布雪姆加滕基地，一些法国军官仍收集到了部分材料，特别是关于为Ｆ—１００Ｄ型轰炸机配备的马克２８型热核弹头的材料。通过刺探情报和翻阅各种专门期刊杂志，情报和科技信息局逐渐发现了美国氢弹的总的特点，但始终弄不清楚美国氢弹的运转程序，即弄不清楚其“窍门”。
此后，１９６７年初，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位英国高级“人士”提出愿意为法国人提供情况。这位英国“人士”何许人也？姓甚名谁？至今没有人愿意透露。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位英国“人士”是在奥尔德马斯顿（英国原子武器主要研究中心）工作的一位学者，已在数年前去世。他为什么要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秘密合作？是为了钱吗？众所周知，戴高乐将军向来反对进行这种交易。那位英国人士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那么，这位英国“人士”此举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实际上，他是一位亲法的英国人，他的国家当时仍在共同市场大门之外，他对此十分不满。戴高乐将军投否决票阻止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其原因恰恰是由于核武器问题。在这几年前，伦敦和巴黎曾试着谈判一项核合作协议。但是，肯尼迪坚决反对法英核合作，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只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于是，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那位英国人士认为，“这是荒唐的！”应当做点事情使英国能加入共同市场。做点什么呢？向法国提供法国公开没能得到的东西：核武器秘密，甚至“窍门”，以使戴高乐不再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
起初，法国人怕上当，所以没有作出响应。法国人不理解那位英国人士的诚心。但是，那位英国人士一再作出姿态。每次参加正式招待会，他都主动同法国驻英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交谈（并始终只同这位参赞交谈）。他对这位法国参赞说：“你们的氢弹研制尚无进展，是不是？”他没有忽略法国氢弹研制的任何情况。他了解一切情况，了解法国进行的试验，了解法国科研人员进行的探索。向他提供这些情况的是美国人。每当法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原子试验一结束，美国情报人员便立即收集放射性尘埃并进行仔细分析。他们把分析结果通报给美国最可靠的盟国英国。
随着交谈的深入，法国使馆的那位参赞终于明白了：那位英国人士的确准备冒险向法国透露绝密情报。于是这位法国参赞立即将此情况通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领导人、原子能委员会军事部负责人雅克·罗贝尔和原子能委员会研究部主任让·维亚尔，并问该怎么办？罗贝尔和维亚尔当即回答：“进一步接近他，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但不要冒险。此事不得以任何借口外传。”
于是间谍活动开始。那位法国参赞临时充当核军事军官。但他对核技术一无所知。于是一些原子专家向他传授核技术的一般原理。这样，他就懂得了关于核武器的基本知识，从而能在同那位英国人的交谈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双方在交谈中不能记笔记。记笔记太危险，是绝对禁止的。再说，那位英国人士从不提供文件材料，他只口述。所以那位临时充当间谍的法国外交官只能把一切（甚至最专业的数据）记在脑子里。然后，他便避开众人，独自追忆整理谈话纪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那位英国人士暴露。
起初，那位英国人士讲话不多，但他却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悄声说：“不要想得太复杂。拟一个简单的方案就行。”一名重要证人说：“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暗示。但不幸的是，在当时，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内没有任何研究人员能明白这种暗示。”
１９６６年，一位法国研究人员皮埃尔·比洛（利梅伊研究中心前主任）明白了这样一点：要想真正引发聚变，就必须首先压缩热核燃料。但他又不知道怎样压缩。人们设想了各种压缩热核燃料的办法，甚至考虑过采用活塞压缩法，但都无济于事。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技术员米歇尔·卡拉约尔找到了“窍门”：让原子弹释放的Ｘ射线发挥“活塞”作用。他由此提出了革命性的方案：一个分为两段的圆柱体，一段是原子弹，另一段是热核燃料。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也正是美国人特勒和乌拉姆以及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当初的构想。
卡拉约尔的方案被分发给几位负责人审议。但是他的方案被打入了冷宫。
五个月后，原子能委员会军事研究部主任让·维亚尔受到了压力。氢弹问题已成了爱丽舍宫的一个心病。为了平息戴高乐将军的焦虑情绪，让·维亚尔必须拿出新办法。９月５日和６日，他在位于勃艮第境内的瓦尔迪克秘密研究中心召集原子能主要研究人员会议。他在那里确定了第二年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试验的计划。当时考虑了好几个氢弹试验方案。犹豫再三之后，他拿出了卡拉约尔的方案，在计划中增加了根据这一方案确定的一个氢弹试验模式，以观察其结果。
９月２７日，正当人们作好战斗准备之时，那位英国人士最终披露了关于氢弹运转的详细细节。这时人们才明白，卡拉约尔的方案是正确的，因为那位英国人士提供的情报同卡拉约尔方案是一致的（只有个别地方有出入）！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雅克·罗贝尔召集了绝密会议，出席会议的约有１５人。罗贝尔向他们披露了间谍行动情况和英国热核炸弹（氢弹）设计方案。然后，他强调指出，其他任何人都不应知道曾有英国人士提供情报一事，这是国家机密。
气氛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子能专家们很兴奋，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工作已进展到了何种程度。根据罗贝尔拟定的试验计划，所有的人力、财力和信息手段都准备好了。那位英国人士又提供了一些关于试验的实施细则。
法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位英国人士在伦敦表示祝贺。他希望看到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四年后，他的愿望于１９７２年实现了，他以自己的方式为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作出了贡献。
在巴黎，人们欣喜若狂。佩雷菲特笔下的“天才”罗贝尔·多特雷很快就被提升为原子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现在他是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
特别是戴高乐将军，他祝贺“法国的精英们为法国的独立和安全事业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功”。在这一成功中，法国节约了大量资金，在军备竞赛中至少争取了一年时间。如果没有这一年时间，法国可能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在方加陶法岛成功地进行氢弹试验，法国的第一颗氢弹最早也只能在１９６９年夏才能爆炸，即在戴高乐将军离开爱丽舍宫数月后才能爆炸。（谭发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