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在美国政治中举足轻重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６月２３日文章】题：金钱在政治中举足轻重（作者美国共同事业组织执行干事德博拉·波维奇）
随着１９９６年大选临近，候选人急于获得竞选赞助，不放过任何一位愿意捐钱的人。
垄断着竞选赞助体制的基本上是有钱人和名门望族。大捐赠者往往是政治决策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企业和富裕的公司负责人向两党提供赞助，其真正动机就昭然若揭了。他们并非给予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是在寻求接近的机会和影响力。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西格拉姆公司、大西洋富田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和谢夫隆集团在联邦竞选活动中分别向两党提供赞助。
不论是关于烟草产品的规定、净化农业综合经营造成的污染问题，还是关于汽车废气排放对空气的影响问题，公司掏钱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它们的投资能够得到某种回报
——回电话、与当选官员亲自会面，或是有机会修正立法。
最近，电信业因为使用了这一招而从中受益。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０年来提供了２３５０万美元政治赞助的电信业高级管理人员，应邀与众议院商务委员会委员举行秘密会议。非主要政治赞助者——消费者和纳税人团体——未被邀请参加这次特别会议。结果是：今年年初，得到电信业广泛支持的一项议案签署成法。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还把向高级官员提供巨额赞助的机会当作商品拍卖。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捐会上，捐款在１０万美元以上的人与总统和副总统共进晚餐。共和党人在他们１月份的全国委员会募捐会上也如出一辙：捐款２５万美元就可以亲自向参众两院某些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且可与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及前参议员鲍勃·多尔共进午餐。
竞选费用失控是促使两党竞相募集大笔捐款的根本原因。在竞选费用急剧增加的同时，愿意或能够使用巨额经费的候选人却在减少，而且这拨人是自我淘汰的。华盛顿当选官员中的百万富翁比以前多了，因为他们能负担得起自己的竞选费用。
１９９４年，赢得竞选的参议院候选人平均要花４５０万美元，是１９７６年的６００％以上。筹集４５０万美元，候选人必须在六年里平均每周获得１．５万美元。筹集这类经费是要花时间的。政客们用来筹集经费的时间是从优质决策的时间中分出来的，因此往往使我们处于立法僵局状态。
在职者获得经费要比挑战者来得容易。这主要是因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大部分都给了在职者。１９９４年，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竞选众议院席位的候选人提供的经费中，７９％给了在职者。
在当选议员的头半年里，众议院新议员从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筹集了５００万美元，因而得以偿还竞选时获得的１００多万美元的个人贷款。勾销竞选债务是确立竞选专款的第一步。而竞选专款令挑战者望而却步，也是限制候选人参加下一次竞选的因素之一。很难发现强大的候选人去向一位拥有数百万美元竞选专款的在职者发出挑战。
众议院新议员今年选举年中获得的竞选专款是两年前新议员的两倍。民主的选举应当是自由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投我们选择的某个人的票。可是，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局限于在职者或没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之间，二者择其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参加投票，有什么奇怪的呢？
２０年来的改革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谁向谁提供了什么。但是，富有的赞助者不仅能够控制政治日程，而且能够控制政治结果，这必须改变。不论是地方，还是州或联邦一级，竞选赞助对谁人当选以及选举之后采取什么措施都有巨大的影响。
为改进竞选赞助体制，我们必须控制竞选费用、限制巨额赞助，并且向有希望获得胜利的候选人提供经费，从而让公众决定谁人当选，而不是让金钱决定。
地球上最伟大的民主制度国家应当有一套比较纯洁的竞选赞助体制。现行的体制正在侵蚀公众对我们的政治家及其作出的决策的信任和信心。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只有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才能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