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谬误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５月４日文章】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谬误（作者乌韦·施米特）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隆重开庭是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呢？还是仅有单纯的象征意义？对此，各家报纸有不同的看法。一位《泰晤士报》记者讽刺说，这次开庭“更像是一次好莱坞影片的首映式”。这次对战犯的诉讼本来是要教军国主义的日本学规矩些，促使战犯产生战争罪恶感，并提出一个英美式执法的范例。当１１名法官走上比人高的法官台，旁听的公众和２８名被告起立时，新闻电影摄像用的强光灯在原东京陆军省的会议大厅里熠熠发光。观察家们对令人讨厌的战胜国姿态提出了指责，并认为组织工作有缺点，那就是穿着破破烂烂的便服坐在被告席上的矮小老人让人觉得他们不像是在亚洲进行恐怖侵略战争的魔鬼似的军人，而像是坐在公园长凳上的退休老人。
首席起诉人美国人约瑟夫·基南对这种不真实场面的出现也有一部分责任。他为了不辜负这个历史时刻而不厌其烦地谈战争、和平以及“生与死”的大道理。而被告大川周明却能够把这次开庭变成一场闹剧。这个以前的军国主义首席理论家在法庭上突然叫了一声，并用手拍打自己面前并不存在的桌子。他拍打到的是坐在他前下方的东条英机的光头。这时全场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目瞪口呆。当大川举手重复向惊吓得两眼发直的东条打去时，全场的紧张气氛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大笑。这种荒唐的闹剧不仅使患梅毒病的大川由于没有受审的能力而免于惩罚，而且为日本人创造了许多种心理逃避法中的第一种，这种心理上的逃避把战胜国的审判变成了战胜国的司法丑闻。这种审判本应作为维护真理的药剂深入日本人的良心，却由于疏忽、傲慢和虚荣，最后还由于冷战中敌我关系的变换，使日本保守的政治家们提出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受害者理论。
在纽伦堡法庭上，２２名主要被告中有１２人被判死刑，而东京法庭上的２８名被告只有７人被处绞刑，就是这样的判决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东京法庭上的被告（其中有１４名陆军将领、３名海军上将和５名外交官）认为自己是替罪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过错。因此，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投降到开庭审判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自杀，没有一人隐匿起来。一切侵略战争和暴行都是以裕仁天皇的名义进行的，而这位天皇既不是主要被告，也没有出面当证人。这位君主在自愿放弃神的身份后，既没有公开自责，也没有被迫下台。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宽恕下，裕仁还当他过去一直充当的角色。
美国军方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指示不排除对裕仁提出起诉，为的是“鼓励”日本的民主化；该指示说，取消君主制也是可以的。但是，麦克阿瑟是战争中最卓有成效的军队司令之一，并且有当美国总统的政治野心，他不想听任何上司的指挥。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胜利后他原则上“非常厌恶”对政治领导人提出起诉。１９４５年９月他在美国大使馆会见过裕仁，这次会晤使他深信裕仁不是一个狂热的领袖。
为确保最终取消起诉裕仁的要求，麦克阿瑟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５日为联合总参谋部的头头们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一半是辩护词，一半是讹诈性的恐吓信，其肆无忌惮的程度是足以令人咋舌。文件说，没有“专门的和具体的证据”可证明裕仁参与制订了日本过去１０年的政策；“如果裕仁被送上法庭，那么占领的各项计划必须全部修改……对他提出起诉毫无疑问地会引起日本人民的巨大震动，其后果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我估计整个日本会对这种做法进行抵抗，要么采取消极的，要么采取半积极的手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开庭起就是不公正的，甚至它本身就是丑闻。这丑闻开始于法官的挑选和组成。法官由各有关国家的政府提名，由麦克阿瑟批准。他本人在４１９个审判日中没有一天是参加的。除有关的盟国外，英国坚持让印度参加审判，而美国要菲律宾参加。除印度的帕尔外，没有一个法官有国际法经验。法国法官和苏联法官不懂两种指定的审判工作语言，即英语和日语。那位菲律宾法官还是１９４２年４月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进军”中的一位幸存者。
不仅情况不明和有偏心削弱了法官们处理问题的能力，而且还有的法官干脆不出庭。显而易见，不是所有的法官都听过和审阅过４２０个证人的证词、７８０份书面证明材料和４３３６份入档文件，甚至没有审阅过１２００页长的判决书。法官们是以多数票通过进行表决的。审判长澳大利亚人威廉·韦布爵士受到同行们的憎恨，因为他把他们当成了一个评奖委员会，辱骂他们，有些重要决定在作出前甚至不同他们商量。１９４７年冬季他离开了五个星期没有出庭，后来被怒气冲冲的麦克阿瑟亲自召了回来。
美国作家理查德·迈尼尔称这个法官团是“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这不仅是因为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如朝鲜、越南和泰国没有被邀请参加，而且还因为法官们一致不允许使用与广岛和长崎那两枚原子弹有关的辩护证词。法官们还以多数票决定承认当时日本法律和国际法中都没有写上的“密谋”罪，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判有密谋罪，有二名被告仅因为这一条罪状就被判无期徒刑。这“密谋”罪是５５条罪状中的第一条。
法官们对首席起诉人基南的发怒和程序错误听之任之，后者因酗酒无度而为自己的助手们所厌恶。一位美国起诉人在１９４７年夏季用两天时间提供了关于日本从１９３８年起在中国进行生物战和化学战以及关于拿犯人进行残忍的医学实验的证据，而基南却设法将这位起诉人立即调回华盛顿。
据现已公开的机密材料记载，美国人从１９４１年起就知道这些战争罪的一切细节。美国人知道臭名远扬的“７３１部队”，也知道这个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中将。这支部队的骨干战后被美国人弄去。美国人向他们保证不会受到惩罚，并答应他们可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为的是让他们为美国开发生物和化学武器。辩护从一开始就受到有计划的阻挠，并且缺钱、缺人。
辩护律师对英美法律及其刑事诉讼制度根本不熟悉，他们要自己承担费用，有时可从被告那里得到一些报酬。他们缺少合格的翻译人员，不仅在公开审判主犯时缺乏，而且在亚洲许多较低级别的军事法庭中也缺乏译员。
从审判开始直至１９４７年１月，有发言权的起诉方在这段时间里拥有２８０名盟国和美国的检察官以及２３０名日本工作人员。他们不让谈苏联对日本的侵略以及关于盟军士兵对日本人用刑的许多报道。为许多次中断所拖延的审判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以事先可预料到的结果收场：以８：３的多数，即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中国、苏联和菲律宾赞成，法国、荷兰和印度反对，判决７名主要被告死刑、１６名被判无期徒刑、１名被判２０年徒刑、１名被判７年。有两名被告在审理案件期间死去。在东条的光头上击过两下、使开庭传为笑话的大川周明没有受到处罚。法官们为此引用了“国际联盟”的宪章以及所谓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１９２８年）。这个公约禁止把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但既没有对战争罪、也没有对侵略下定义。（匡奕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