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评美国对中俄政策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５月１２日文章】题：给北京太少，给叶利钦太多（作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克林顿总统刚离开莫斯科，鲍里斯·叶利钦就去中国。几天后，他在那里同中国国家主席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和一个边界协定。
叶利钦在同克林顿一起标榜相互间的所谓友谊的日子里，向他透露了多少有关上述项目的情况？能了解这一点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上海协定意味着，北京和莫斯科已退出了在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后的２０年里形成的战略三角。这个三角的前提之一是，美国同北京以及同莫斯科的关系要好于北京同莫斯科的关系。这第二个上海协定象征着这个原则的完结。同时，这个协定是中国和俄国想减少美国在亚洲的选择可能性的一种尝试。
当然，中国和俄国都无法完全抛弃它们同美国的关系。它们之间的重新接近与其说意味着同美国决裂，不如说是试图对各种力量作新的战略评估。
这种对力量对比的新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克林顿政府特殊的世界政治方案。在热烈追求俄国和骚扰中国这两者之间不断地摇摆，是这种对外政策的显著特征。这种对外政策拒绝搞结构平衡，把改变别国的内政实践视为保持国际稳定的关键。
克林顿政府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了俄国和中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同美国保持距离。然而，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和中国的内政上就是忽视了冷战结束以来完成的结构性变化：苏联帝国的崩溃，日本和印度的崛起，中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开始显露，欧洲的联合以及拉丁美洲的民主化。
美国在冷战中之所以能对西方战略的形成起决定作用，是因为它提出的纲领能顾及其伙伴们的需要和忧虑。在冷战后的新世界上就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克林顿政府中主要人物的政治意识是在６０年代后期发展形成的。在这些人看来，俄国享有优先地位，因为它是冷战结束的象征。
克林顿政府一再声明，它不想遏制中国的影响，而是要同北京“辩论”明白。可是，这种“辩论”最后被解释为一种旨在改变中国公共机构的方法。因此，国防部长佩里是这样说明同中国武装力量合作的理由的：“我们通过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辩论，可以有助于使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同时也使其战略意图、获取物资的办法、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总的工作方式变得公开些。”只要军事合作不是以共同安全利益为基础，而是被解释为美国改变中国公共机构的一种辅助手段，那么这肯定会被一个五千年来自我管理的社会理解为一种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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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这种倾向还由于制裁的威胁而得到加强，克林顿政府的各种建议一般是带有这种威胁的。（公正地说，有些制裁是由国会决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这种态度影响到美国政策其他方面的利益，克林顿政府多数情况下又退到屈辱的立场，即请求北京至少作出一些让步，不得已时作一些微小的让步，以便华盛顿有一个不实施制裁威胁的借口。这种机制带来的后果是，我们一再地自己讹诈自己。这样，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国内外的可信性就下降了。
不论中国和俄国签订多少协定，三角关系的基本条件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
所缺少的是认真的战略和政治对话。一种世界秩序是不能完全建立在均势政策基础上的，但完全不考虑到这个方面也是不行的。就中国和美国而言，这种方案要求这两个国家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以便在一个自信的日本、一个正在崛起的印度、一个走向重新统一的朝鲜以及一个不稳定的俄国的背景下对亚洲的未来作出共同的估计。
联系到这一点，那末，下述情况就是很典型的：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只访问过北京一次，克林顿总统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要比同叶利钦会晤少。许多美国政府的高级成员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同叶利钦举行首脑会晤，就是专为叶利钦制定的、打算保持他的总统宝座、而且打算把他同民主以及将民主同俄罗斯的和平变化等量齐观的政策的庄严结局。但是，这种对世界政治的观察方法往往是十分短视的。
世界的稳定取决于是否能够让俄罗斯承认边界。在俄罗斯看来，这些边界４００年来都是过于狭窄了。如果这一点难以取得成功，那末，俄罗斯又会重新进行原有的扩张努力，而这种努力曾造成很多次的紧张局势。
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宗旨是确定他的对手曾经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就像３０年代时的德国一样，一位经民主选举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极有可能奉行一种会使人非常不安的对外政策。
我们的政策目标必须是，遏制俄罗斯潜在的扩张主义，同时要使这个国家感觉到，它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同中国的情况完全一样，也必须将同俄罗斯的对话从社会一级扩大到战略一级。这尤其关系到俄罗斯的安全，关系到莫斯科如何看待它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过分强调对俄罗斯的政策，已经导致我们忽视了与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而且比我们的社会议程更加公开的国家。克林顿对欧洲的访问少于他对莫斯科的访问，而且这些访问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