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模式过时了吗

【美国《新闻周刊》３月１８日一期文章】题：德国：忧心忡忡吗？（作者
比尔·鲍威尔）
欧洲最富裕和最强大国家的经济正处于危机之中。它的失业率达到战后高峰，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势头，动作迟缓的政府刚刚着手处理成为当前德国经济痛苦核心的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一度对自己的经济能力充满信心的德国人开始对基本原则产生疑问，怀疑随着２１世纪的临近给他们带来战后繁荣的经济制度是否已经过时。“德国模式失败了吗？”这是很有影响力的《法兰克福汇报》的一个大标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它涉及欧洲式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的前途。在战后的时代，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把竞争性资本主义同向工人及其家属提供牢固的社会保险网相结合。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成了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国家的指路明灯。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洛韦尔·托马斯说：“这并不仅仅因为德国在战后的成功，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的是德国的成功之路。”
现在，德国必须找到一条新路。政府３月１３日的报告说，失业率已达到占领时期以后的最高峰，为１１．１％。从１９９０年以来，仅制造业就损失了１２０万个就业机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现在有４２０多万德国人失业。几个季度以来一直步履蹒跚的德国经济因消费者在经济日趋不景气的情况下不肯花钱而遭到进一步的削弱，看来已经一落千丈。１９９５年第四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０．５％。零增长：对德国政府来说，日益严重的危机令人深感窘迫。正当人们希望一个经济上强大的德国带头向着欧洲一体化和单一货币迈进时，它现在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使波恩的预算遭了殃。《经济周刊》说，政府预期今年经济增长为零。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３．６％的预算赤字起码将增加１５０亿马克，从而使波恩离它自己最坚决主张的严格的货币联盟的标准更加远了。
对德国人及其贸易伙伴来说的好消息是，一种危机感终于开始形成。人们现在不再大谈“德国模式”，而较多地谈论“德国弊病”——劳动力工资过高但工作量不足、严格的工作规章、管理人员不愿承担风险和爱管闲事的国家机构之间的一种致命的结合。政府的苛捐杂税和管理规章有毁灭一度跻身世界最强大经济之列的德国经济的危险。忐忑不安的德国人还担心，未来充满生机的创造就业机会的新产业似乎无可挽回地落入美国人和日本人之手。与此同时，德国经济仍然过分依靠制造业——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７％，而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只占２５％。德国服务部门虽然在不断发展，但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德国人现在发现自己是处于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长期以来看来是其管理经济方法所独特的优点，现在却似乎越来越像负担。在德国战后宪法中被奉若神圣的著名的“财产社会部分”使得工会在董事会中拥有巨大的发言权。德国的工会曾经显示出合作和创新精神。但是今天，许多工会看来裹足不前，自私自利，会员人数明显减少，因为它们死抱着高水平的工资福利不放。这种普遍的高工薪已使德国成为做生意代价十分高昂的地方。从１９９０年以来，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增加了２２％，而同一时期在美国，则下降了１０％。
德国强大的银行与其公司之间的亲密关系——所谓的德国体制的又一支柱——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攻击。几十年来，德国的银行不是依赖股东们——据说他们过多地着眼于短期收益——一时的兴致，而是向公司的经理们进行“耐心的投资”。扩大影响：这一体制在几十年里曾经顺利运转。但是最近却有点运转不灵。由于一系列灾祸——特别是戴姆勒—奔驰公司上月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以及此前施奈德公司开发商的破产——由银行主宰的金融系统越来越显得过时。德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领导人和投资者公开谈论转轨到扩大股东影响的体制。波恩大学经济学家纽曼说，关于“股东价值”要增大的意见“将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银行的主宰地位将不复存在”。
大多数经济学家与其说害怕银行，不如说更害怕政府。现在，在工商界人士心目中，越来越把国家看成是破坏就业和建设性意见的恶棍。该国以限制性强而著称的国家强制性购物法仍然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有力地象征着德国在经济越来越处于困境的情况下缺乏灵活性。更具破坏性的是不论谁要在德国开办新实业或工厂所必须承受的规章制度方面的压力。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开办一家新工厂需要由８９个不同的政府机构批准。
上月，科尔政府颁布了一项５０点经济救援计划，其核心是减少税收和放宽限制。
德国工商界人士并没有急切等待波恩的救援，而是同自己的职工们一起制定解决办法，他们希望，危机感会激发德国人著名的竞争力和务实精神。经济学家纽曼说：“德国能够为保持竞争力而作出努力，而且是在自己的体系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只是时候未到而已。”这种信心显然基于以往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