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国反共史张目的一本新书

【美国《洞察》月刊２月号书评】题：改正美国反共史（作者哈维·克莱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对法西斯的胜利，是举国上下欢庆的大喜事。相比之下，在冷战以后取得的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却被人们忽视了。
１９８３年里根指责苏联是“罪恶帝国”时，受到新闻媒介的强烈指责。就在１９８７年，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反共的会议上，纽约巴德学院社会学教授乔尔·科韦尔宣布反共是一种无理智的毛病，得到与会学者和活动分子的赞同。
为什么反共得到这样坏的名声？敌视一种与美国的特点格格不入的主义的人怎么会在美国知识界受到排斥？这些问题是理查德·鲍尔斯力图在他有趣的新书《不无光彩：美国反共史》中解答的问题。鲍尔斯研究了这种主义在整个２０世纪的发展过程，恢复了美国编史工作中一些受到谩骂的人物的名声和学识。
反共有许多理由。自由派、社会党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保守派都有理由厌恶一种诋毁个人主义、嘲弄民主和可能摧毁传统的社会及其价值观的主义。鲍尔斯以生动的例子说明了使形形色色的人物走到一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动机。这些人中有移居美国的犹太社会党人亚伯拉罕·卡恩、黑人记者乔治·斯德勒、保守的政府官僚埃德加·胡佛、乔治敦大学耶稣会的埃德蒙·沃尔什神父以及在揭露莫斯科的审判和反极权主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悉尼·胡克。他们都反共，但是他们反共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为了争取不同的选民。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在对付共产主义的具体政策以及如何对待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界人士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据鲍尔斯说，反共在美国名声不好，部分是因为他所讲的反颠覆的反共分子的活动，即那些擅长写《赤色网》或《美国的赤色分子》一类耸人听闻的揭发材料的人的活动。即使他们收进了有时能从党的档案中发现的准确的材料，这些复杂阴谋理论的作者也往往错误理解他们获得的证据，认为他们的敌人有惊人的能量。他们往往不能把事实与编造的东西区分开来，他们把共产主义同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或者犹太教混为一谈的喜好产生了持久的有害影响。伊丽莎白·迪林和马丁·戴斯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无根据的指控，使许多自由派人士被判刑。
反颠覆的反共高潮是麦卡锡主义。鲍尔斯指出，参议员乔·麦卡锡昙花一现的生涯充满了煽动性的指责以及事实与编造的随意混合，反共在公众脑海中与不负责任和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大。鲍尔斯说，许多自由派人士对他的成功感到恐惧，“不仅反对麦卡锡主义，而且反对所有保守和流行的反共做法，把它们视为对民主的威胁”。
斯大林逝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使本来就不是很团结的反共运动出现分裂。在６０年代，新闻媒介把注意力集中到约翰·伯奇协会的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关于艾森豪威尔有意充当反共阴谋的工具的言论上，公众似乎完全把反共与疯子联系在一起。
越南战争证实了上层自由派人士的这种怀疑。越南插曲最初从传统的冷战角度找到理由，但后来越来越被看作是愚蠢而顽固的反共活动的必然结果，一种与比较复杂的殖民地后的世界再也没有关系的理论的产物。到６０年代，美国生活中最坏的骂人的话就是“麦卡锡分子”。重新评价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的书籍把反共分子称为魔鬼，赞扬共产党人及其盟友是道德板样和被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动的社会迫害的英勇的理想主义者。
鲍尔斯在纵览美国反共史的最后，分析了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反共浪潮明显回开的情况。诺曼·波德霍雷茨和《评论》杂志的努力给反共注入了思想活力，里根总统１９８０年当选使其达到高潮。
吉米·卡特自鸣得意地宣布美国“过分惧怕”共产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而长期反共的里根则指责苏联是“罪恶帝国”——美国权势集团的许多人感到恐惧，把他看作好斗的冷战武士和对和平的威胁。苏联阵营的叛变者借用了他们的反共言论，指责他们自己的社会反常变态。最后，经过一系列引人注目、振奋人心的革命——基本上是和平的革命，本世纪最强大、破坏性最强的极权主义制度崩溃了。
表扬美国反共的主要是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和俄罗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类的外国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