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方五国科技发展历程（四）

强烈的非中央化呼声说明德国的研究战略并不是由少数几个中央机构控制的，而是由多种力量决定的。联邦一级的协调工作是由科学委员会和负责协调联邦及州政府文化事务的联邦一州委员会实施的。
前东德地区最近也感受到这个进程的影响。德国自５年前实现统一以后，西部坚持要按自己的模式对东部的科学机构加以全面改造。但是，要使人们习惯于根据科学成果而不是政治支持来确定研究经费的制度是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西部和东部都存在的一个因素——官僚作风——并没有消失。有关决定需要包括各州在内的各方取得一致意见才能有效。决策过程是个缓慢、障碍重重、最后达成妥协的过程。但是多数德国人认为这只是多元化社会为实现安全所付出的很小的代价。多数德国人还认为这样做有助于保护基础研究免受其他工业化国家经受的种种指责。英国：诺言，诺言
１９４５年，科学在英国处于空前绝后的最高声望。英国公众知道是科学家们取得的从青霉素到雷达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明帮助赢得了战争。
与此同时，科学家享有的学术自由被视为文化的理想境地，同纳粹统治下的研究人员受到的僵化的意识形态限制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说法反映出科学家对自己承担的重建英国以及欧洲经济基础的重任怀有极大的自信心。晶体学专家Ｊ·贝尔纳等人３０年代提出科学为社会需要服务的主张由于同社会主义者的计划有牵连而受到人们的怀疑，如今却成为主流的一部分。
这项曾在当年引起人们长期争论的战略至少有三个单独的方面在其后的５０年间留下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也许要数对推动英国工业界发展的科学与生产之间的联系给予政治上的支持。
第二个与之互为补充的方面是强调基础研究的社会价值以及尊重公开交流主张的必要性。
第三个方面是提出了通过和利用科学制订规划的设想。
希望与现实之间的最大鸿沟也许是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伦敦大学前副校长弗劳尔斯勋爵说：“从学术意义上来说，５０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惊讶，但是知识的增加也导致了同情心的丧失，这部分是由于许多科学家未能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充分的解释。”（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