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安局侵犯人权实录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文章】题：用国家安全局的网捕捉美国人（记者科特·沙恩、汤姆·鲍曼）
国安局在训练它的特工人员掌握技术性极强的窃听术时，当然需要进行实践，而法律赋予他们在你身上进行实践的权利。
国安局窃听人员可以利用美国公民最隐密的电话交谈来磨砺他们的技艺、测试他们的设备，只要窃听记录和录音带能“在合理限度内尽快”销毁就行。
一位以前在国安局工作过的语言专家回忆在沃伦顿训练中心上课的情景时说：“我们窃听打进和打出华盛顿的所有电话。”沃伦顿训练中心设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小山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所通信学校。
“我们窃听参议员、众议员、政府各部乃至家庭妇女打给他们情人的电话，”他说。
８０年代中期，当学员们为到国外执行任务作准备的时候，他们把耳机调到附近的电报电话公司的微波塔上，扫描电话通话并记下电话号码。
国安局局长约翰·麦康奈尔在公开场合总是断然声称该局“从不对美国人搞监听”。但是，正如为训练情报特务而留下的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所表明的，关于国安局和美国人的隐私权的内幕却并非如此简单。
有些确信国安局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的美国公民对该局提出过法律诉讼，但是这些控告最终都不了了之，因为法院同意国安局的下述论点：它的工作机密性太强，因此允许审理这些诉讼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三叶草」和「光塔」
有关国安局的最新丑闻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使一个一直享受着匿名特权的机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给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警察国家的气味。借着“三叶草”和“光塔”这样两个让人颇感兴趣的代号，国安局把它对美国人的有系统的侦查工作隐蔽得严严实实。
“三叶草”所代表的是同这个国家的一些大电报公司订立的已有数十年之久的秘密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国安局与它的前任机构可以自动收取国际电报的副本。
在国安局最活跃的时期，即７０年代初期，分析人员每个月要检查１５万份电报。这些电报都是通过电脑对美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一些关键词句的扫描挑选出来的。只是到了１９７５年丘奇参议员的委员会开始进行调查之后才停止了“三叶草”行动。
“光塔”指的是国安局１９６７—１９７３年把大约１２００名美国反战分子或民权活动分子列入监视名单。
被列入名单的有马丁·路德·金、激进分子阿比
·霍夫曼、女演员简·方达、民歌手琼·贝兹等人。这些人无论什么时候向国外打电话或发电报，国安局都要记录下来，并放进米德堡的档案中。
在１９７８年的一个案子中，２７名反战活动分子的起诉未被受理，其原因就在于要保护国安局的机密性。四年后，《纽约时报》资深驻外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状告国安局，声称国外发给他的许多信件电报都被截收了。他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
另外，密歇根州积极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游说的阿拉伯裔美国律师阿伯丁·贾巴拉发给他在中东的客户和朋友的电报被国安局截收了，但在１９８２年就此事打官司时，仍是国安局占上风。但是，在联邦调查局同意清理国安局截收的材料后，它直到１９９０年才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些材料已经送交１３个联邦政府部门和三个外国政府了。
但是贾巴拉一想起国安局曾偷偷地审查他的电报这件事，就抑制不住情绪的冲动。
“我气愤极了，”他说，“从根本上说，我相信我们有人权法案和宪法。……但是不能只因为我参与打官司，他们就可以侵犯我的隐私权。”“保护美国人”
发现某个美国人的对外联络被截收后，国安局的分析人员或语言专家必须作出判断，即确定截收到的信息是否具有情报价值。如果没有价值，那就得赶紧把复制的电报或录音带销毁。
毒袅和恐怖分子打的电话就可能是有情报价值的。
然后，国安局的分析人员必须把文稿中的美国人的名字去掉，代之以“美国人”。贩毒头子同他的律师的谈话记录稿要送到毒品管制署去——其中律师的名字要被抹掉。
但是有关美国人的名字要留在国安局的档案上。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生命安全或者为了起诉罪犯，国安局可以把姓名公开。这样，把同海外同伙一起策划阴谋的从事恐怖活动的美国公民的名字告诉联邦调查局就是合法的。
过去或现在为国安局工作的人都说该局是严格执行有关对美国人搞监听的各种规定的。
今天，如果国安局想对在美国的某个外国人进行窃听，它首先得派它的律师到司法部去商谈。全美国最奇特的一个司法班子就在司法部大楼顶层的一间加锁的房间内开会。
在外国情报侦查法庭上，没有原告和被告，也没有诉讼和刑事案件，当然更没有新闻记者。这里只有间谍在向法官陈述在美国国土上搞窃听的理由——而且他的理由看来总是充分的。
１９９４年，国安局或联邦调查局请求批准监听有５７６次，所有请求都得到了批准，保持了该法庭于１９７９年成立以来对所有这类请求一概予以批准的记录。
外国情报侦查法庭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名联邦法官组成，任期为七年。这些法官通常每年到华盛顿来四次，每次开两天会。遇有敏感的案件，也许会打电话向所有七位法官征求意见。
当监听对象是在美国的外国机构，而且不大可能牵扯到美国人的时候，就不需要取得法院的批准。
但是，要监听打给外国使馆、某大使在美国的度假别墅或某外国代表团租住的饭店套间的本地电话
——或者美国人可能使用的任何其他电话线——那就要取得外国情报侦查法院的批准。
尽管弗里德曼大法官和其他人保证说，该法院竭力保护美国人的权利，维护隐私权的人士却对他们的保证持怀疑态度。窃听政要
当国安局的窃听网逮住某位美国名人时，它立即就把获悉的内容告诉上级管理部门。
每位国安局局长在三年或四年的任期内都积攒了一部分政治难题，即在权力机构的窃听记录。其中大部分成了秘密，但是有一小部分则在回忆录中或通过健谈的安全局退休人员之口公之于众。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助手约翰·埃利希曼在回忆录中透露，亨利·基辛格曾经利用国安局窃听到的内容说服总统，让他相信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不称职。不过，基辛格发现自己喜欢的秘密外交的方式也常常受到国安局的阻挠。尼克松政府的其他官员往往从国安局窃听到的外国人的谈话中得知基辛格的秘密外交努力。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回忆说：“于是基辛格非常恼火。”
１９７９年，国安局向总统汇报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在纽约秘密会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详细经过。吉米·卡特解除了扬的职务。在这件事上，国安局窃听的内容起了作用。它截获了巴解组织特使汇报会晤情况的电报。第二年，国安局截获了总统的兄弟比利·卡特与利比亚人进行可疑交易的情报。看到利比亚提及卡特的电报后，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打电话给他，把他骂了一顿。据卡特中心和总统图书馆的一份备忘录记载，几天后，一位助手胆怯地告诉布热津斯基：他给没有获得安全可靠性审查资格的比利·卡特打电话，跟他谈论有关秘密窃听的情况，这违犯了法律规定。
经常阅读国安局窃听记录的美国官员很快就能得知他们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比如，８０年代初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理查德·艾伦要求安全局长期提供提及他名字的窃听记录复印件。今天，身为对韩国有着广泛兴趣的商人的艾伦不指望自己的国际电报通信有何隐私可言。他说：“我想，我与汉城代表处的通信至少被二三个人看过。首先是韩国人。此外还有国安局的人。”守口如瓶
与守口如瓶的国安局相比，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程度不过像一个麋鹿俱乐部开办的小旅馆。
国会图书馆的目录中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有５２２本，关于国安局的书只有１２本——其中四本是《迷宫》一书的不同版本。
专门研究美国越战期间有关情报的研究人员格伦·赫尔姆调查了数千份政府文件。他发现只有一份一带而过地提到了国安局：一位未提姓名的国安局人员在西贡代表处工作。但是，越战期间国安局有几十位工作人员在越南。而且至少有一人，即已故的爱德华·威利，因为在“春节攻势”中在西贡的美国使馆里受伤而荣获紫心勋章。
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回忆录中往往在索引中无数次列举中央情报局。（隋丽君郑国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