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间谍覆灭记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１２月５日文章】题：１９４４年９月斯大林险些遇难
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夜，民警上尉韦特罗夫站在斯摩棱斯克州卡尔马诺沃镇十字路口的哨位上执勤，他的军大衣已经被雨水湿透了，又冷又困。可是，苏军在防线上空发现一架德国飞机并向其射击这一情况使他非常警觉……这时，迎面开来一辆摩托车，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穿军装的人，男的是个少校，胸前佩戴着苏联英雄奖章，女的是少尉。少校的证件上写着“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第３９集团军反间谍处副处长塔夫林”。战争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对这种级别的军官无需多问。可是韦特罗夫还是发问了，少校显得很傲慢。对此韦特罗夫并不在意，只是觉得可疑：雨下了一夜，他们乘摩托车从几百公里以外赶来可身上竟然没淋湿。于是他不露声色地请两位军人去登记。少校不耐烦了：所有证件都没问题。韦特罗夫拨通了第３９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那里说根本没有塔夫林这个人，而且也没有召他去莫斯科这回事。韦特罗夫和他的战友立刻逮捕了这两个人，并从他们的车上搜出七支手枪，手榴弹、地雷和其他武器，１１６枚图章和公文用纸。
“塔夫林”真名叫希洛。战前在萨拉托夫当会计，后因盗用公款被判刑。越狱后弄虚作假，改名换姓为“塔夫林”。后来他应征入伍并参战。１９４２年５月当他被查问改名动机时，当天夜里就投奔到德军那边去了。
１９４３年８月，塔夫林被送到柏林。党卫军上校格雷费问明促使他愿意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原因，说明了他在苏联境内可能执行的任务。原来，党卫军想利用他侦察、搞破坏和进行恐怖活动。塔夫林在柏林作了一年的准备，精心编造了一份“履历”。他应该以苏联英雄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德国情报机构还嫌不够，又“授予”他一枚列宁勋章、二枚红旗勋章和一枚红星勋章等勋章和奖章。对“英雄”的形象设计得非常细致，连细节都想到了：塔夫林要在制服口袋里带着折皱处已磨坏了的《真理报》。报纸是在柏林的印刷厂印刷的。在原来的版面上塞进了有关塔夫林在前线战绩的特写。德国情报机构宣传塔夫林在战斗中负过伤，并在使用麻药的情况下让外科医生在塔夫林身上留下了三处深度切口的伤痕。
情报机构对塔夫林说，给他准备的证件天衣无缝，凭这些证件他就可以混进莫斯科，没人会怀疑他。他在莫斯科站住脚以后，要扩大交往圈子，和克里姆林宫的技术干部建立私人关系。纳粹还建议塔夫林去认识有用的妇女，比如速记员、打字员和电话员。然后通过这些关系了解政府领导人车队的行进路线，搞清楚何时何地举行何种重要的会议等情况。
和塔夫林一起被派往莫斯科的还有他的妻子利季娅。他们是在里加认识的。利季娅被训练成报务员。
纳粹德国给塔夫林配备了破坏力相当大的遥控地雷、破甲燃烧弹及其发射装置。这种装置轻便易于携带，可以放在大衣袖子里。发射筒里装有火箭弹，只要轻轻按动按钮就可以进行发射。这种破甲燃烧弹可穿透厚度达４５毫米的钢板。配备这种武器的目的是让塔夫林袭击苏联领导人的车队。此外，还给他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这是德国设计师专门为塔夫林研制的一种长柄火箭弹，这种火箭弹当时刚刚投入批量生产。
纳粹心理学家对塔夫林进行了训练，观察他承受压力和取得别人信任的能力、反应速度、残酷性、欺骗性和“演戏”的本事，总之，这些本领的重要性不亚于优质武器。为了使塔夫林具有充当出色间谍的“素质”，情报机构安排他去柏林见纳粹战犯斯科尔策尼，这是当时走红的恐怖“专家”，他的照片经常刊登在报刊头版。斯科尔策尼竟然能把被意大利当局解职的墨索里尼弄到柏林。斯科尔策尼告诉塔夫林，如果想活下去，就必须行动果断，必须不怕死。因为任何动摇和胆怯都可能把自己置于死地。
策划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塔夫林潜入莫斯科大剧院，把遥控地雷安放在合适的地方后溜走。由他妻子发信号起爆……行动的目的是消灭苏联领导人、著名的军事首长和工厂厂长。柏林认为，如果爆炸成功，苏联就会陷入混乱，苏军在前线就会停止进攻。然而，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塔夫林少校”着陆没多久就束手就擒。这两个纳粹的帮凶被软禁在莫斯科。利季娅从这里发出“顺利到达”的电报。从此开始和柏林作无线电游戏。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柏林经常收到塔夫林“认识了一个女医生，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找到了熟人”等内容的报告。战后这对间谍夫妇在这所房子里又住了七年。柏林知道他们的地址，可是任何人都没和他们联系。显然，他们已失去了利用价值，无论对德国，还是对苏联都如此。１９５２年他们受审后被枪决。（马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