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回忆录（八·完）

虽然这从许多方面看来颇有些虎头蛇尾，坦率地说，我当时对开始地面行动确实感到紧张不安。我记得自己曾遥望波托马克河对面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心想不久后不知又要有多少勇敢的美国青年将长眠在那些神圣的石碑之下。关于是否有必要打一场地面战争来实现我们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当时并不存在任何内部争论。
但是，在２月２４日黎明前的黑暗中发起的地面进攻，的确是一次极成功的行动。伊拉克部队溃不成军，美军伤亡之轻令人十分满意。不出４８小时，整个战场上有组织的抵抗就土崩瓦解了。
２月２７日上午，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分析局势。与会者普遍认为我们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都达到了。我记得，鲍威尔有些激动地说：“我们确确实实正在杀戮数以千计的人。”——即试图沿“死亡高速公路”逃跑的伊拉克人。总统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将军也认为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达到了。当天晚上，即在开战１００小时后，总统宣布了停火。
停止敌对行动后的最初几周内，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显然基于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战略考虑：避免我们常常称之为“解放伊拉克”的那种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会在地缘政治中造成可怕的后果。但是，当时也存在一种强烈的感情用事的因素。
这一事实从总统所作的结束战争，而不是乘胜追击再打几天这一得到他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一致赞成的决定中看得很清楚。在这期间我们的决策工作受到的各种批评中，对这一决定的批评最无道理。人们很轻易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总统在开战１００小时后作出的下令停火的决定，得到了军方、我们的联盟伙伴、国会以及美国舆论的坚决支持。
一些事后聪明的批评者暗示，倘若当时采取诸如从事隐蔽活动、击落直升机或者占据伊拉克土地不走等等步骤，本来可能有助于我们的长期目标的实现，即确保伊拉克政权不会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然而在当时，所有这些可能采取的行动都会造成某种危险。一方面，有使美国军队陷入或卷入一场伊拉克内战的危险。不仅如此，我们希望鼓励海湾各国同叙利亚和埃及携手共建该地区战后安全架构。
我们还担心伊拉克会分裂或联盟会解体。战后我们仍像战前一样需要这个联盟。首先，我们获悉，萨达姆·侯赛因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计划要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庞大，也更隐蔽。我们决心利用我们在“沙漠风暴”中取得的胜利把伊拉克政权置于历来制订的最深入的武器检查制度的制约之下，以便把这项计划彻底铲除，不留丝毫后患。
要把萨达姆·侯赛因关进这个笼子，我们需要实施现有的联合国决议，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得到我们所有联盟伙伴的支持。第二，萨达姆的失败是对阿拉伯激进主义的一次明确的批驳，从而为在中东、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良机。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需要使联盟不受任何损害，专心致志地缔造和平。（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