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回忆录（五）

我们赞成第三种方针。“我们有能力组建一支真正的进攻力量，”鲍威尔说。这应当能说服萨达姆·侯赛因相信我们是当真的。这样一种兵力扩充至少还需要四个师的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俩人都觉得，一旦发生战争，如果美国承受７５％的伤亡，我们的政治生命大概就要完结了。扩充军力应当包括大量增加其他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部署。这样一支扩充了的力量可以在３个月内做好战斗准备。鲍威尔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军事选择必须同外交攻势联系在一起，以便在必要时授权使用武力。
１０月３１日，即在情况室举行了一次两小时会议的次日，总统正式决定，如果沙特阿拉伯同意，就向该国增派２０万军队。这一部署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兵力实际增加了一倍，而且能提供打一场地面战争所需要的能力。
虽然有些人指责这种增兵行动等于是决定开战，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仍然希望我们增强兵力的做法能说服萨达姆和平地离开科威特，亦即希望我们的高压外交能够奏效。事后看来，这场战争也许显得像是一件平平常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在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伤亡数字（五角大楼估计会死伤数千人）、可能遭到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袭击的可怕前景，以及一场预计会持续数月而不是数天的战争。
１１月７日，即布尔什维克革命７３周年那一天，我飞到白雪皑皑、寒气逼人的莫斯科。没想到在那里竟同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了１３个小时。我知道几小时后总统就要宣布增派兵力的事，所以，出于礼节，我一开始就向谢瓦尔德纳泽通报了详情。我陈述了武力解决的理由，但未能说服谢瓦尔德纳泽相信时机的选择是合适的。他认为，以武力相威胁会使萨达姆成为英雄。我提醒他说，我们的阿拉伯伙伴们坚决不肯在３月中旬以后开始交战，因为伊斯兰教的斋月是在３月中旬开始。而斋月过后，夏季的酷热又会限制我们的行动。实际上，再拖下去，我们就不得不把军事行动推迟到秋天了。我争论说：“联盟能否维持那么久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明白，”我刚说完，谢瓦尔德纳泽就开了口。“这么说，唯一具有关键意义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使用武力，你就得肯定你能成功。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过这样的教训。别听信军人的话，他们看问题太简单，总是对你说你能成功……你真的肯定你们考虑周全了？”
“我想让你直接听听我国军方的看法，”我回答说。“我要让霍华德·格雷夫斯进来。我让他进来同你当面谈，这是衡量我们的关系的一个尺度。我们现在在做某种以前决不可能做的事情。”于是，在让屋内除译员外的所有人退出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专家格雷夫斯将军就我们的作战计划作了一次十分详尽而又高度机密的情况介绍。格雷夫斯很谨慎，没有过于具体地说明我们的武器在战斗中可能起什么作用，不过他对进行这场战争的战术方案的说明却是两个以前的敌手之间的一次极不寻常的军事交流。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