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回忆录（二）

萨达姆·侯赛因此人缺点颇多，极不善于选择时机是其中之一，而这对美国和其他文明国家却是一件幸事。但凡比他审慎一些的暴君都不会选择在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这一天对一个毫无抵御能力的邻国发动侵略。那一天，美国总统正准备会晤英国首相——一位决不会在遇到挑战时提议采取折衷办法的铁女人。那一天，美国国务卿在西伯利亚同苏联外长会谈。两国的高级外交官正在为于莫斯科举行早已安排的两天联合政策计划会谈作最后的准备。
与暴君对抗向来不容易，但是，萨达姆这次带根本性的失策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后果。它使我们在决定对危机作何反应方面得到了至关重要的优势。没有这一侥幸得到的优势，我们本来无法调动起国际和国内的意志来对付他的悍然侵略。
世人现在都知道，这对萨达姆是一场灾难，对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实力是一大胜利，也是乔治·布什所留下的主要财产。萨达姆对科威特的野蛮入侵还为彻底结束５０年来的冷战冲突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我们在海湾的努力不仅把莫斯科同一个西方联盟拴在一起，还开辟了——正如我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所说——“对阿拉伯—以色列和平的前途是好兆头”的新途径并导致１９９１年１０月马德里中东和会的举行。
苏联的加入对于我们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我从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时，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在机场大楼的台阶上迎接了我。由于记者们大声地朝我们提问题，我们径直走到二楼一间简朴的会议室。谢瓦尔德纳泽说，我提议发表的一项包括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运的联合声明“完全正确”，戈尔巴乔夫也同意了。但是，有两个方面使他有些担心：发表一项声明可能使在伊拉克的８０００名苏联公民以及在科威特的９００名苏联公民身处险境，同时也可能激怒阿拉伯世界的其他苏联仆从国。
我在开始作出回应时说，我们在伊拉克的公民同样身处险境，但是一项联合声明必须有实质内容而不能只作表面文章，因此有关武器禁运那部分有争议的措辞是有关键意义的。我说：“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报界和国际社会会说：你看，美苏两国一起发表了一项重申各自已经做过的事情的声明。这有什么用？”“好”，谢瓦尔德纳泽说。“好吧，我看得出，这对于你是很重要的。”过了很久，在他当上格鲁吉亚总统之后，我才从他那里得知，当时他还未征得戈尔巴乔夫对有关武器禁运的措辞的首肯，而只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正确就自行决定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