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像一个酒鬼父亲？

【俄罗斯《新时代》周刊１０月２４日一期文章】题：电视成了道德的破坏者
９０年代精神道德领域污染是社会意识的现实。１９９４年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爵士在死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论述电视的破坏力的文章。他得出结论：电视把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排挤到次要位置。他认为目前电视（和电影）的影响可以和酒鬼父亲的影响相提并论。在儿童成长的环境中充斥着色情、暴虐狂和犯罪。家长对此简直无能为力。电视成了欧洲神话中的仙女手里的魔棒，这位仙女自己也不知道她将创造什么。
波普尔的见解并不孤立，捷克总统哈韦尔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也称传媒是使社会从上到下都服从自己的一种力量。他说：“当然，有了电视全世界在一个晚上就能知道，卢旺达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哪个地区的人民正遭受难以置信的苦难；有了电视就有可能帮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然而，电视也有另一面，即热衷于表现世界的消极面，或者迫使政治家首先成为电视明星。不过，人们怀疑，在屏幕上看起来不错的人就是优秀的政治家吗？我了解那些学会了只像电视中所表现的那样看待自己的政治家。电视剥夺了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了电视影像。我有时猜测，他们睡觉时会不会也像在屏幕上一样，维持美好的形象。”
国际交流会议磋商委员会主席波特的看法也是这样。他写道：“影响人的行为的主要是家庭、教育、宗教和传媒。在我们这个时代，传媒的作用大大增强了。但是我并不总是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当中有人利用人们的不良激情想得到更多的利润。我们做得过了头，介入了私人生活……”
来自好来坞的电影评论家梅德韦季认为，实际上是社会追随文化。他说，在美国，有很多热爱劳动、关心家庭和有良知的观众。但是传媒的主持者却向他们提供以不负责任的人们为对象的低劣产品……
不过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好莱坞开始感到观众已厌恶侵略和暴虐狂。
在俄国社会，在那些试图在坍塌了的理想王国的废墟上有所建树的国家，传媒工作的转变显得特别重要。我们转向了西方，但是西方并不是解决种种问题的现成药方，倒像是问题
的堆积站，是一个每项成功都伴随着危险的世界。自由是危险的，比监狱危险得多。我们迅速学会了开放社会的过火做法。我们发展了无耻行为，就像这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新领域一样需要迅速赶超。应当看到西方也在恢复羞耻和善良的本来面目。
传媒已成为第四权力，它可能比前三个权力（立法、行政、司法）更厉害。传媒对千百万人来说几乎就是全部文化。所以它必须意识到自己对整个文化、对全社会的责任。看来，应当建立类似职业的名誉法庭这样的机构来进行自我监督。
人类将带着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进入２１世纪。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精神污染、道德混乱的问题。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如果民主解决不了问题，道德复兴的口号就会刺激法西斯分子，然而他们的药方只会加重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