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历史事件揭秘

【美国《华盛顿邮报》９月１０日文章】题：身不由己（记者罗伯特·凯泽）一本令人惊奇的书
这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它之所以令人惊奇，仅仅是因为它的存在。这是苏联一位高级官员写的一本比较公正的回忆录，美国读者从未想到他们能看到这样一本书，但是，这样一本书确实出现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本好书，一本对从肯尼迪到里根的那段冷战时期的历史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的书。书中全是历史内幕、对苏联原始文件的引用、生动有趣的闲聊以及令人难忘的趣闻逸事。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当了５０年外交官，其中有一半时间是任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对他所看到的那段历史持一种非常公正的态度，而且有时他还能影响那段历史的进程。他在其回忆录《机密》一书中，用的都是有关冷战时期从古巴导弹危机到击落大韩航空公司００７号班机的每一次冲突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材料。他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书充实了有关那段时期每一次冲突的历史记载。他几乎把每次冲突的主要责任都归咎于他在莫斯科的上司们。他抱怨说，他们对世界的孤立看法和意识形态经常搅乱他在华盛顿的外交活动。他甚至对苏联应对越南战争所负的责任作了重要论述。他多次说道，苏联领导人让自己听任对苏联利益丝毫不关心的河内政府的利用和摆布。
他并不是在为与他共过事的美国人开脱责任。多勃雷宁以其一贯的做法，把反苏阴谋归咎于五角大楼的电报、犹太人的影响和顽固的强硬派。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强硬派总是有很好的理由去怀疑苏联的意图。
与多勃雷宁共事的很多美国人私下似乎都争着要看一看推最讨好多勃雷宁，谁与他在一起时最随便。亨利·基辛格可能不像大多数读者那样喜欢这本回忆录。但是，多勃雷宁讲的有关基辛格的自负和自吹自擂的故事将使其他读者感到开心。“尼克松最后一位朋友”
也许多勃雷宁在其回忆录中写得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勃列日涅夫在水门事件期间决意要做尼克松最坚定的支持者，就像多勃雷宁所说的那样，成为“尼克松的最后一位朋友”。
多勃雷宁写道，他本人对美国的核恐吓并不感到多么震惊，因为他认为那是基辛格的一个战术手段。正如他当时所说的那样，基辛格“仅仅是在玩弄花招”。基辛格亲口对多勃雷宁说，核恐吓主要是由“国内形势”引起的，它将在一天内取消。事实上，它就是在一天之内被取消的。（那时，基辛格公开嘲笑把核恐吓归咎于对国内问题的考虑的说法。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否认了这种说法。）多勃雷宁写道，不久以后，基辛格“出于自身的原因”，私下对核恐吓一事表示遗憾，并把它称作一种“鲁莽的举动”，说白宫应对此负责。（那时，水门事件给尼克松总统的任期造成了严重影响。）
尼克松显然意识到核恐吓是错误的做法，便把多勃雷宁召到戴维营。他允诺要与苏联重新进行积极的合作，在以色列打败埃及之后遏制以色列人，并且避免将来发生类似事件。多勃雷宁援引尼克松的话说：“只要我活着并且坐在总统的位置上，我就决不允许与苏联发生真正的冲突。”尼克松在说过这些令人愉快的话之后又承认，水门事件是导致核恐吓的部分原因。尼克松说，他的敌人试图利用水门事件削弱他的权力。这可能使他在危机期间丧失“自信”。
多勃雷宁将这番不同寻常的话转告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显然很受感动并作出反应，开始向尼克松发出以个人名义支持的信息。他在给尼克松的信中写道：“我衷心地希望你有能力战胜各种困难，你在遥远的地方难以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尼克松接到这封信非常高兴。他对多勃雷宁说，勃列日涅夫是“唯一一位在他处境艰难时能够找到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话语来安慰他的外国领导人，连美国盟国的那些领导人都不曾这样做”。中东问题看法苏美“恰好一致”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尼克松继续与多勃雷宁举行这样的私人会晤。尼克松根据他“刚刚就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得出的结论，对时局作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分析。这使多勃雷宁深感意外。尼克松说，以色列想永远与阿拉伯人处于战争状态。他还说：“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极力阻止美苏关系有任何改善”。以色列的强硬派“在美国政治上有影响的院外活动集团千方百计地怂恿下”，把美国推入一种“其轨道与包括阿拉伯国家、苏联、几乎其所有西欧盟国和日本在内的全世界相背离”的境地。
然而，尼克松接着说遭，他不欠美国犹太选民任何东西，因为“大多数犹太人过去总是投他的反对票”。因此，他决心要在中东找到一种公正的和平解决办法。多勃雷宁在书中写道：“他显然对新闻媒介就水门事件对他进行的充满敌意的宣传感到很恼火。总统说，美国的新闻媒介‘实际上是由一些犹太势力控制的’。他愤怒地说，他们的宣传根本没有分寸。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体面，就更不用说什么是感激。实际上，他还说了一些比这更难听的话。”
尼克松接着又对基辛格发表了一番稀奇古怪的评论。尼克松在指出“基辛格的犹太血统使其不易受到美国犹太人的攻击”之后说，基辛格“有时很迁就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必须改正这种做法。但是总的来说，总统相信基辛格是在按照正确的路线工作”。
多勃雷宁对尼克松这番反犹太的谈话信以为真，并且转告了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对此作出反应，说尼克松总统关于以色列和中东的看法“与苏联领导层的看法恰好一致”。多勃雷宁在结束关于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这种迄今为止未曾公开的通信联系的叙述时说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时间，尼克松在与他的共产党敌人谈话时就像与他的朋友谈话时一样坦率、直截了当和无所顾忌。导弹危机误导美国
多勃雷宁参加了从１９５５—１９９０年的每一次苏美首脑会谈，并且以一种冷漠，有时甚至是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态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苏美关系的缓和就是多勃雷宁的奋斗目标。他始终认为，只要两国领导人奉行明智的外交政策，苏美两国就能和平共处，避免核对抗。尽管多勃雷宁写的回忆录有时让人读起来会觉得他在吹捧自己，但是在使两国摆脱最严重的困境时，他显然发挥了巨大的个人作用。毫无疑问，他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官。
但多勃雷宁并非一直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１９６２年，即他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的第一年，他多次随心所欲地就古巴的情况向美国人撒谎。为此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他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欺骗工具”，他永远都不知道事实真相，并且他还就导致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编造谎言。他写道：“自己的政府故意利用一位大使误导美国政府的做法，在未来数年里一直震撼着我的心灵，并且使我更加谨慎地对待我从莫斯科得到的消息。”这是一段有特殊含义的话。多勃雷宁想让他的读者相信，尽管他是莫斯科那些没有道德的人们的代表，但他自己却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秘密电话第二热线
尼克松政府给了多勃雷宁最大的便利，使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外交日程安排活动。苏联领导层最初对尼克松担任总统的前景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就指示多勃雷宁向尼克松在１９６８年的竞选对手休伯特·汉弗莱提供包括金钱在内的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汉弗莱用“对他来说莫斯科有这番好意就足够了”这句话中断谈话时，多勃雷宁如释重负。）但是三年半之后，多勃雷宁却在忙着为尼克松首次访问莫斯科做准备。就是在莫斯科，美苏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随后，美苏之间的缓和正式开始了。
为了开辟“秘密渠道”，基辛格在位于华盛顿十六街的苏联大使馆里装了一部专用电话——用多勃雷宁的话说就是“第二热线”。“这部电话既不用拨号，也不通过任何电话交换网络”。多勃雷宁和基辛格“一直用着这部电话，它的存在到现在为止始终是个秘密”。
有时，人们很难意识到，多勃雷宁在书中描写的那种国际关系随时都可能破裂，并引发灾难性的核战争。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经常提到，苏美两国常常都被对方搞得迷迷糊糊，双方都极力想弄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
多勃雷宁似乎从未因过于担心会出现一场核灾难而失眠过，至少在古巴导弹危机过后是这样。他在书中多次写道，他确信莫斯科没有一位领导人希望战争，他们甚至连一项正儿八经的称霸世界的计划都没有。是的，他们信仰的是一种模模糊糊但却充满希望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他们的“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从多勃雷宁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没准备冒很大风险去加速这一进程。
多勃雷宁不必费功夫去谴责美国那些毫无理性的反苏情绪的强硬派人物。最使多勃雷宁摸不着头脑的反苏人物就是罗纳德·。里根。他既批评里根但又佩服他；既抨击他的政策，又把促使冷战结束的重大步骤归功于他。多勃雷宁有力地批驳了下列说法：里根无论如何都应该因一系列使苏联解体的事件而受到称赞。但是他又说，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使苏联人猛然醒悟，他们不得不考虑是否需要控制军备。多勃雷宁在书的结尾写道，里根在其第二任期内把与莫斯科的对抗变为谈判，才使得戈尔巴乔夫有可能进行他的改革。多勃雷宁的世界终于崩溃了。１９８６年，、戈尔巴乔夫把他召回莫斯科，让他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但是，这次名义上的提升从未使他得到多少权力或感到满意。（荣守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