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四）

夜幕降临，我们在高地上宿营，我感到筋疲力竭。一个２５岁趾高气昂的美国人的兴奋随着一声枪响随即消失了。今天有人被打死了，明天可能还有人要死，后天也许还是这样。这不是周六下午看的战争影片，而是现实，丑恶的现实。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受到伏击，看到士兵们一天天地死在幽灵般的敌人手里，我真要发疯了。
我的笔记本上５月１８日这一天的记录很有意义。“八点零五分，遭遇越共，击毙一名……”我们当时正在沿一条峡谷巡逻，只有这一次，我们的尖兵班在越共发现我们之前发现了他们。也就在这一次，我们进行了伏击，一阵扫射，打中几人，其余都逃跑了。
第一次确凿无疑地打死了越共士兵，这件事提高了南越士兵的士气。数字游戏
——后来被叫作“数尸体”——尚未开始，不过南越人已经猜出我们想听到什么。他们不断凭着一滩血迹或其他无足轻重的证据向我“证明”他们打死了越共士兵。我对他们说，这还不够。我变成了一场可憎的游戏中的裁判。打死越共士兵，必须以其尸体作证，没有尸体，不足为凭。
不久，一名南越中尉兴冲冲地向我报告击毙一名越共士兵。“带我去看。”我说。“太远，太危险。”他回答说。我重申了上述规定。半小时后，他回来了，递给我一块手帕，我打开一看，竟是一对新割下来的耳朵。（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