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外交」的价值

【美国《洛杉矶时报》８月２７日文章】题：个人在外交艺术中的价值（作者罗伯特·达莱克）
如果说外交史给了我们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私人交往是取得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外交官中第一个通过私交而发挥影响的人，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个。１７７６年１２月，为了争取法国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富兰克林到了巴黎。作为一位一流的心理学家和擅长戏剧表演的人，富兰克林利用他本人所具有的作家和科学家的声望，向法国人兜售美国的事业。他的服饰、风度和令人愉快的奇异风采迷倒了不落俗套的巴黎人，他们把他视为启蒙运动理想的化身。他的声望使法国成了美国的一个盟友，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挣脱英国统治，获得国家自由运动的发展。
一百多年之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
·格雷又利用美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的亲英立场，把美国拉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然，私人外交并不能保证在国际事务中一定取得成功。英国首相张伯伦与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一事，谁都会认为那是一场失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１９１９年的巴黎之行也一样，他被迫在自己提出的“十四项原则”上全面让步。
乔治·马歇尔将军又是一个例子。由于迫不及待地要避免中国爆发内战——很可能会使这个对美国具有战略和象征意义的国家被共产党夺取统治权，哈里·杜鲁门派马歇尔去参与国共谈判。如果说有谁适合担当此任的话，那就是马歇尔。他具有正直公正的崇高威望，甚至连富兰克林·罗斯福都难以说服马歇尔去支持他认为不明智的事情。杜鲁门认为，中国人会觉得很难拒绝马歇尔提出的双方和解的合理请求。但是，不管马歇尔多么受人尊重，他也难以改变中国几十年历史的轨迹。
尽管私人外交不乏失败的例子，可是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表明：私人关系是国际谈判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赫伯特·胡佛总统之后的历届总统都清楚：与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打交道，关键是要与对方的同行搞好牢固的融洽关系。
１９４１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不辞劳苦地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支持俄国的战争行动。虽然霍普金斯一直在经受胃癌的折磨，可他还是毫无怨言地去了。霍普金斯知道该怎么做。正如一段文字所描述的那样：“他深知怎样以恭维的方式提建议，也知道怎样以提建议的方式恭维对方。对待上司，他知道何时坚持，何时退让；何时开口，何时洗耳恭听；何时屈从，何时据理力争。总之，他具有一头扎进混乱局面，然后采取行动的超凡能力。”
１９４３年，埃夫里尔·哈里曼接替霍普金斯，出任罗斯福派去与斯大林会晤的私人特使。哈里曼也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对斯大林和苏联人疑虑重重。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他把个人的想法放在了一边。可是，他是个自尊心和自信心极强的人，敢想敢说，不受约束。多年后，他的听力下降，不得不带上助听器。然而，他根据说话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愿意听，就打开助听器；不愿听，就关上。一位苛刻的批评家说，只有在他自己说话的时候，他才打开助听器。
在苏联和纳粹的殊死搏斗中，哈里曼认为斯大林的呼声是不得不听的。因此，他和霍普金斯都力争与这位苏联独裁者相互信任，从而成为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的得力疏通人，共同打败纳粹。
罗斯福任命的人都不是以外交名义任命的。约瑟夫·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美军司令）负责与蒋介石打交道。他看不起蒋介石。他认为蒋是个残酷的独裁者，利用中国和美国的资源谋取个人利益。史迪威希望总统逼蒋抗日。但是，罗斯福因为担心这可能会使蒋丧失统治地位，致使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所以就没有采纳史迪威的建议，直到１９４４年初，他再也无法容忍蒋介石磨磨蹭蹭，迟迟不肯抗日的做法，这才接受史迪威的建议。罗斯福一旦做出了决定，史迪威自然是最合适的代表，去向蒋介石传达这个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