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二战战场访问记

【日本《每日新闻》７月２７日—８月５日连载文章】题，访二战战场
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和悲剧，尸骨堆积如山。二战结束到今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岁月沧桑，亚洲和太平洋的人们今天如何看待日本人呢？他们内心的创伤是否已经抚平？为了和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记者们通过访问当年激战的战场，再次思考了这些问题。连续三年残杀抗日派——哥打巴鲁（藤田昭彦）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凌晨两点许，从登陆艇上跳下来的日本官兵攻上了沙滩。经过激战，日军尽管阵亡一千多人，但最后还是击败了英军，哥打巴鲁登陆战比偷袭珍珠港还早一个多小时，所以，事实上是在哥打巴鲁打响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枪。
马来亚的惨剧发生在７０天的交火结束之后。当时正在进行日中战争，为了镇压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华侨抗日活动家，２５军司令山下奉文命令讨伐所有抗日分子。在“检查”和“肃清”的名义下，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统统被日军屠杀。讨伐华侨抗日活动家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战后盟军对日军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审判时，五名日本军官因在马来西亚的屠杀行为遭到起诉，四人被处以死刑。
在当地建起的追悼被屠杀者纪念碑多达５０座。在中西部的伊隆隆，有的村庄所有的人被杀得精光。到底死亡多少人虽然还需要经调查核实，但是可以认为，在马来西亚，牺牲者达数万人。
现在家住吉隆坡市的黎森全（６８岁）在当时的劫难中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他说：“１９４２年２月下旬，日本兵把当时我住的镇上的人全部集中起来，让女人和孩子们也都站在商店前一字排开，日本兵问：‘谁加入了抗日组织？’男人被押到荒野上去，不问青红皂白，全部用刺刀刺死了。”
黎森全也被刺，失去了知觉。但是没有被刺中要害。据他说：“当时镇上有居民１２００人，其中可能有１０００人左右被杀害。”
罗阿由（９１岁）和玩具商刘嘉荣（５８岁）母女也是当时的受难者。妇女们被从商店前押到另外的建筑物里，日本兵把她们一个个用刺刀捅死了。孩子们被绑上手脚扔到水塘中溺死，抵抗的孩子被砍了头。罗阿由受了重伤，但没有死。当时只有五岁的刘嘉荣在水中被挂在桥墩子上，从而保住了性命。
刘嘉荣说：“在我的前面，一个脱得光光的婴儿被抛向空中，日本兵用刺刀在空中把他刺死。”
在马来西亚，有好几个人证实把婴儿抛向空中刺杀的事实。马来西亚的被害者正准备起诉，让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
在多民族国家马来西亚的一些人对日本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在华裔的私立中学使用的教科书中仍然有当年日军进行残杀的内容。
“死亡行进”的幸存者——巴丹（藤原健）
我们重新踏上了菲律宾巴丹半岛当年“死亡行进”的路。这是一条长１００多公里的道路。每一公里处竖着一个画着倒下的士兵的图案的标识牌。标识牌是用长５０厘米，宽３０厘米的白铁皮做的。从“行进”的出发点半岛的最南端起，标着“行进”的距离。
途经一个村子遇到一个叫布拉斯（７２岁）的人，他是当年“死亡行进”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说：“我忘不了当时的情景，但我是信上帝的，我现在不记这个仇。”
他们当时向日军投降，在刺刀的威逼下，在酷暑中行进。沿途的居民不忍心看被俘者饥饿的惨状，拿出点粮食给他的同伴。不幸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把粮食夺走，把居民打了一顿，布拉斯的同伴被用刺刀捅死了。布拉斯想：“照此下去我也活不成。”于是在快到老家的村子时逃跑，参加了由盟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指挥的游击队。
布拉斯１９８９年曾到日本，控诉当年日军对菲律宾人的残暴行为。他说：“日本人对我们亚洲人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什么‘解放亚洲’，根本没法让人相信。”
在吕宋岛，一位１５岁的女高中生马拉布今年夏天开始对日军残杀的幸存者进行调查。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时，败退的日军在这个岛上的不少村子见人就杀。２０００人，１０００人，７００人，……在各地竖着的墓碑今天仍记载着当年日军滥杀无辜的事实。
恶梦已经过去５０年了，但是现在仍然有妇女被同暴力团有联系的人拐骗，离开村子去日本打工。她们被逼为娼。这里同日本的关系直到今天也是不正常的。
该岛一所高中的校长塔那洛（５０岁）写了一个描写当年日军屠杀情景的剧本。他是想通过演出让学生了解当时的情况。
让年轻人了解历史——南京（沟口节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前日军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制造了血染南京城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烧、杀、抢、强奸……，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在日中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但是在日本今天仍有人对此持异议，不承认中国方面所说牺牲者“超过３０万”的说法。在战后５０年之际，为了解今天的南京我对那里进行了采访。
中国把在大屠杀中的生存者称作“幸存者”。因为年岁越来越大，这些幸存者年年在减少。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对五名幸存者进行了采访。
李秀英（７７岁）当年１９岁，在国际安全区（难民区）遭到三名日本兵的袭击。她死死地抓住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拼命抵抗，全身受伤３７处，在眼睑和鼻子上今天仍旧有伤疤。
据说在长江边上的煤炭码头，日军用机枪屠杀了３０００名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市民。
幸存者对日本人充满仇恨。但是他们也说：“苦难已经成为历史，今后的和平和友好是重要的。”“要把过去的日军同今天的日本人区别对待。”
人们今天仍不忘周恩来说过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扎根于今天的经济自立的想法中。在改革开放的路线下，南京市也在努力发展经济。
对我们的采访，人们是热情的。但是谈到战争责任问题时，被采访者都说：“德国的态度是好的。”
现在已经到了正视战争的历史，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时候了。
英雄博泽——瓜达卡纳尔岛（福井逸治）
在瓜达卡纳尔岛北岸有一个博泽显彰碑。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第一次在那里的陆地激战中吃了败仗。博泽是那次激战中盟军的英雄。
１９４２年７月，日军在该岛的一个河口附近的无人草原地带开始建造飞机场，博泽等人当然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他们把情报报告给美军。在全长８００米的飞机跑道刚刚建好两天后，一万多美军便在岛上登陆，把以工程兵为中心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为夺回飞机场，日军首先在８月１８日由一木清直大佐率９００人在一个海岸登陆。博泽被一木的部下抓住，绑在树上。博泽拒不回答日军的审问，日军就用枪托打，用刺刀刺他的胸。日本兵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留在那里离开了。可是博泽又活了过来，他用牙咬断绳子，爬到美军阵地，报告了日军登陆的情况。美军的防线因此达到了加强，一木的部队仅三天就被美军几乎全歼。失去了制空权的日军得不到给养，一万多日军只好从该岛撤退。日军宣布说这是“转移”，实际上它标志着大战已经接近尾声。
“玉碎”和“核武器”——塞班岛——提尼安岛（长谷川邦彦）
６月中旬，大津广夫（６３岁）来到了太平洋中部的提尼安岛，去寻找当年他同全家曾藏身的洞穴。他作为种植甘蔗的农民的儿子，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卷进了“玉碎”的悲剧。
据大津说，１９２７年，他同父母及哥哥从日本的山形县迁居到提尼安岛。还在上小学的大津赶上了太平洋战争。１９４４年，美军开始对该岛进行猛烈炮击。全家９口人躲进该岛东海岸的密林中避难，在洞穴中生活。
８月３日，只有一岁的妹妹饿死。几天以后，四岁的小弟弟因口渴得难忍，抱起酱油瓶子大口喝酱油。他那痛苦的样子实在让人目不忍睹，大津的父母觉得看着儿子这样活受罪还不如让他死了好，两个人想把心爱的小儿子掐死，正在这时美军来了，小弟弟九死一生。
在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塞班岛，美丽的珊瑚礁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但太平洋战争中的战争遗迹也是重要的观光资源。
提尼安岛既是许多日军为国家“玉碎”的地方，也是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美国轰炸机起飞的地方。它让人想到历史的讽刺和一个时代的疯狂。
“死亡铁路”泰缅铁路（大——岛幸夫）
前日军建设的联结泰国和缅甸的泰缅铁路的别名是“死亡铁路”。据说当时为修铁路而死亡的人同铁道下铺的枕木一样多。许多盟军的俘虏，还有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等抓来的亚洲人在日军的残酷奴役下，成了修建铁路的牺牲品。
电影《架在战场上的桥》对这个亚洲最险恶的工程进行了描写。
我们访问了现在家住东京都保谷市的李鹤来（７０岁）。他尽管也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但日本人当时让他当泰缅铁路的俘虏收容所的监视员。他说：“收容所长期粮食不足，既没有医院也没有药品。被强迫干重体力劳动的俘虏因营养不良一个个骨瘦如柴。他们中许多人死于疟疾、霍乱、痢疾和溃疡等疾病。
加害和被害——渡嘉敷（加藤信夫）
冲绳的渡嘉敷岛有３２９人“集体自杀”，在自杀者当中，有７名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慰安妇。被强制送到那里去的这些来自朝鲜半岛上的妇女供岛上的约４００名日本兵发泄兽欲。据说其中有５人因空袭而死亡。１９９１年，根据其中的一位幸存者的自述，朴寿南导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朝鲜人之歌——来自冲绳的证言》，由此而引发了在被害地修建加害碑的运动，“目的是让那些无缘无故被抓去当了慰安妇的妇女倒出她们心底的怨恨，留下永远不要战争的证言。”
在这个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悲惨遭遇的岛上，人们的想法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对家庭成员互相残杀的“集体自杀”持怀疑态度；人们也憎恨日本军人，他们强迫居民们“集体自杀”，队长却带领约５００名部下投降了；另外，对朝鲜人慰安妇也充满内疚。
冲绳基督教短期大学名誉教授金城重明（６６岁）在６月刚刚出版的《“集体自杀”铭刻于心》一书中作了震撼人心的告白。
金城在书中说：“我们这些居民把杀人的手伸向了亲人。那是阿鼻地狱的惨状。居民们用剃头刀或镰刀割断动脉，用绳子勒脖子，用棍棒和石头砸脑袋……，用上了各种惨不忍睹的杀人办法。在我伸出手去杀自己的母亲时，我悲痛欲绝，发疯似地嚎哭。”
金城还说：“日本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加害者的意识。日本军人连去什么地方都不告诉，把慰安妇和被称为‘军夫’的人从朝鲜半岛有组织地押送到这里。对这些朝鲜人来说，整个日本都是加害者。”（回瑞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