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的盟军战俘

【英国《泰晤士报杂志》７月２９日一期文章】题：烈日下的战俘（记者加万·道斯）
在珍珠港事件过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日本陆军抓获了１４万多盟军战俘。在这些战俘当中，有１／４的人后来死在日本人手里。他们缺医少药，而且还经常挨饿。
当国际红十字会给他们运去食物和药品时，日本人却将这些东西劫掠一空。不仅如此，日本人还用战俘进行医学试验。成千上万的战俘死于热带病和营养不良症。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则受尽折磨，不少人在充当苦力时因劳累过度而客死他乡。
如果战争再打几个月，恐怕没有一个战俘能活着看到战争结束。从肉体到心灵的摧残
在二战初期，日本人不顾《日内瓦公约》，强迫盟军战俘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发誓永不逃跑。谁反对谁就受到极为严格的约束。最后，战俘们根据他们指挥官的命令，都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他们认为签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久，日本人就开始折磨和杀害那些试图逃跑的盟军战俘。他们杀鸡给猴看，要么把逃跑者绑在木桩上，然后用刺刀捅死，要么用铁丝把逃跑者吊起来活活打死。日本人说，只要有一个人逃走，他们就要杀掉１０个人。
实际上，日本人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多，因为极少有人敢逃跑。盟军战俘从肉体到心灵所受的摧残是骇人听闻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逃跑，而是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对他们来说，要设法逃跑，活命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要是留下来，活命的可能性则为５０％。结果，几乎没有人因逃跑而丧生。然而，死在战俘营的人倒有成千上万。
日本人是按照日本陆军的作息制度、以东京时间为准对战俘营进行管理的，即使在东京以西的时区也是这样。在战俘营里，起床号一响，日本卫兵就扛起枪，拿起棍棒，然后再把战俘们弄醒，连打带骂地把他们赶到屋外。日本人把点名叫做点呼，把报数叫做报番号。他们还强迫战俘用日语报数。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难学会的。美国人在报数时南腔北调，他们用带有从布朗克斯到美国西海岸的各种口音的日语又喊又叫。有的数是恰巧蒙对了，有的数则被漏掉了。
在关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战俘的地方，情况就更糟糕。战俘们报起数来一塌糊涂。只要一有人报错，日本卫兵就大声尖叫，惹得树林里的猴子也跟着叫起来。在一个大战俘营里，若是天气好，要使众多的战俘在报数时准确无误，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若是天气不好，就可能需要两个小时。报数时间越长，战俘们在早饭前挨打的可能性就越大。
日本人在打战俘时，对自己的短小身材丝毫不感到羞愧。他们要么站在箱子上使自己与战俘一样高，要么就让战俘站到沟里以便他们能够得着战俘的脸。有些地方的有些战俘总是挨打。
一部分战俘在天黑之后可能会坐在屋子里吃他们晚上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米饭，这时，值勤的卫兵随时会悄悄地走到他们当中找岔儿，然后把一个战俘叫出来打一顿，理由是他在吃饭时脚放得不是地方。有时，卫兵们会突然冲进屋里，对离门最近的战俘大打出手，原因是他喊“立正”喊得不及时，随后他们再以听到“立正”的喊声未能马上站好为由挨个去打其他战俘。
有时，卫兵们会一个接一个走进战俘们住的地方。这样，战俘们就不得不挨个给他们鞠躬。还有的时候，一个卫兵可能会在熄灯前半小时命令战俘上床休息。但是三分钟之后其他卫兵就会冲进来打他们，因为他们没到规定时间就睡觉。有时，日本卫兵会抓住某个战俘把他关进一个笼子里，使他欲站不能欲坐不行；或者让他示众，强迫他睁着眼、仰着脸，在烈日下暴晒几个小时，而其他战俘眼看着他受罪而无能为力；或者让他将一块大石头举过头顶，直到他再也无力坚持下去时才让他放下；此外，日本卫兵还会强迫他跪到尖利的石头上，或者用信号线或带刺的铁丝把他绑起来。当卫兵们换岗时，他们可能装着让他抽烟的样子，然后把烟塞进他的喉咙或插入他的鼻孔，或者将烟头摁到他身上掐灭。再不然，就揍他一顿。每个从旁边经过的战俘也都要动手打他，否则他们自己就要挨打。在日本人眼里，将一个战俘打上几天，然后再用铁丝把他吊起来直至死亡，根本算不了什么事。
有时，战俘们被迫两个人一组互相斗殴。如果他们出拳不用力，日本卫兵就会揍他们。日本人在安汶岛上的坦图伊战俘营里，关押着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上抓到的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日本人发现有些荷兰人想偷偷地给他们的妻子捎信。尽管信上讲的都是私事，并非什么军事秘密，日本人还是强迫３４名荷兰人在太阳下站了整整一天。坦图伊是日本海军设立的一个战俘营，因此在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海军官兵。
战俘营的日军指挥官让两卡车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军人拿着棒球棍和铁条到战俘营随意毒打战俘。他像一名重量级拳击比赛的裁判，吹着哨子，指挥这场恶作剧，而看守战俘营的其他日本人则围在周围大声喝彩，直到最后一个战俘不再喊叫为止。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澳大利亚人将它称作“荷兰人的露天招待会”。干苦役也难以活命
从东京传来的命令说，盟军战俘必须为日本干活儿，不干活者不得食。在分配食物问题上，日本人直到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才开始为正式的战俘营制定给养标准。他们规定，每个战俘每天的粮食定量是一磅四盎司，如果参加劳动再另加七盎司。
在和平时期，美国陆军的体力劳动根本不重，但他们每天的粮食定量却是四磅七盎司，而他们在战时的粮食定量就更高。
因此，日本人为干重活的战俘规定的粮食定量比美军和平时期的粮食定量还少一半以上。就是这样的定量也仅仅是写在纸上。实际上，各战俘营分到的粮食比规定的还要少。
日本人给不干活的战俘，即那些因重病在身不能干活的战俘分配的粮食更少，以便让他们慢慢地饿死。在位于菲律宾南部关押着美国人的达沃战俘营里，日本人在给干活的战俘和不干活的战俘打饭时使用大小不同的勺子。那些不干活的战俘因此被称为“离死不远的人”。按照日本人规定的粮食标准，即使干活的人也难以活命。
对日本人来说，大米就是生命。他们认为大米是历史的主宰。日本卫兵对盟军战俘说，他们将依靠大米赢得战争，日本皇军夺取了地球上所有的大米。没有大米，其他国家的人就都将饿死。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荷兰人也许是吃印尼餐长大的，但是其他战俘却是吃肉和土豆长大的。对他们来说，大米饭是亚洲人吃的令人倒胃口的饭。战俘营里的大米饭就更糟糕，里面有沙粒、小石子、碎玻璃碴、煤块、木片、稻草、老鼠屎以及象鼻虫等。
令战俘们发疯的不是没有肉，而是没有食糖。在黑市上，糖的要价很高。炼乳也贵得吓人。如果谁能躲过卫兵的视线，将一罐糖带进战俘营，他在夜里睡觉时都会把它拿在手中。只有当他再也憋不住时，他才会吃一点儿。人们因此成了“守糖奴”，也有人因爱糖如命而出现了心理变态现象。在尸体上修筑的铁路
１９４２年，日本人为使缅甸战役出现转机，准备从泰国到缅甸修建一条铁路。日本的工程师说，即使修一条单线铁路，也需要２—５年的时间。日本军方下令这条铁路必须在１８个月，即１９４３年年底交付使用。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艰巨的工程。但是日本人有数万名战俘，他们可以像对待奴隶那样强迫战俘们劳动。如果需要的话，即使让每个战俘都累死在工地上也在所不惜。
在长达２５０英里的筑路工地上，参加劳动的盟军战俘总共有６．１万多人，其中有３万英国人，１．８万荷兰和印尼籍荷兰人，１．３万澳大利亚人以及大约６５０名美国人。他们当中，修铁路的人占４５％。这是投入战俘最多的一个单项工程。日本人几乎没有为这项巨大工程运来任何大型建筑设备。因此，战俘们只得用他们的两只手来修这条铁路。
日本人认为仅仅在缅甸的要塞里坚守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发起反攻。因此他们为加快建成铁路又规定了一个新的最后期限：１９４３年８月。从那时起，在整个工地上，从早到晚，人们喊的口号只有一个，那就是“加油”’。
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总是说，哪一组战俘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定额，他们就可以早点儿返回战俘营休息。这对战俘们来说是个很大鼓舞，有些人想验证这种说法是真是假，于是他们加快速度拼命干活。结果，导致日本人给他们增加了工作定额。
在缅甸，９５％的战俘都患疟疾，大部分疟疾患者通常又都患有痢疾，而很多既患疟疾又患痢疾的人一般都有脚气病。
当时，修筑泰缅铁路的工地也是全世界溃疡病最猖撅的地方。
日本人规定，只允许１５％的战俘生病，而且生病的战俘每次只能患一种病。因此，战俘营的医生每天都要与病人进行斗争，然而他们每天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时时都在折磨着他们。一名英国医生发明了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有两个病人，这名医生就把他们分为普通病号和重病号。要是让普通病号出去干活，他很可能就难以生还；要是把重病号留在战俘营里，他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但是，如果让普通病号留在战俘营里休息，他很可能就会保住性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医生的职业道德就是如此。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６日泰缅铁路竣工了。日本人出于宣传目的，拍了一部纪录片。他们挑选一些看上去精神很好的战俘在电影中充当角色，并且让他们穿上特制的新衣服。但是等电影一拍完，日本人就把那些衣服收回去，战俘们又重新穿上他们破烂不堪的旧衣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中午，日本国家广播电台播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讲话。在奏完国歌之后，人们第一次听到了天皇的声音。日本天皇用一种日本老百姓几乎难以听懂的语句正式宣布停战。至此，不可战胜的日本帝国在战争中瓦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日本的投降而宣告结束。（荣守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