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恶魔的和平谎言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章】题：为战争服务的和平宣传
后代人还有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可能呢？”希特勒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既在国内得逞，又在世界政治中给德国重新建立起关键的地位？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其《评希特勒》一文中描述了希特勒一系列成功、谬误、缺陷、犯罪行为和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中结束的悲剧。希特勒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９年之间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外交成就，主要是因为他的对手软弱和估计错误。这种轻易取得的成就助长了他的傲慢，也成了他灭亡的起点。
希特勒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在德国篡得权力时，不仅魏玛共和国早就处于死亡过程中，而且１９１９年的欧洲战后秩序也已经在瓦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变得日益明显。它没有把德国纳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之中，也没有彻底地剥夺德国的实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成了当时德国一切政治力量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法国人１９２３年开进鲁尔后，英国重新倾向于奉行在大陆上保持平衡的典型政策。只是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修正政策才可能取得最初的成就，才可能签订１９２５年的《洛迦诺公约》，才可能使德国在一年后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在共和国结束前还取得了另外一些进展：１９３０年协约国部队提前撤出莱茵兰地区，１９３２年最后解决了德国的赔款问题，以及原则上承认德国在军事上的平等地位。
在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时，西欧两个大国的力量受到经济危机和强大和平主义思潮的削弱。在美国和苏联则仍然是“内政第一”。能否保持大英帝国地位的忧虑左右着英国的利益，当时的英帝国刚变成英联邦（１９３１年）。伦敦对苏联的恐惧心理并未消除，而且斯大林使这种恐惧更强烈了。与此同时，东亚由于日本进入中国大陆而出现了新的风暴地带，不仅美国和苏联，而且英国也感到受日本扩张的威胁。在１９１８年的战胜国中，主要是法国的利益受德国修正其在欧洲的地位的最大影响，但法国的议会体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弱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右翼同社会主义左翼互相抵制，使得法国难以奉行一种得到国内一致支持的政策。右翼坚决反对德国的修正政策，但也反共，同时对德国的有关力量有着某种谅解。左翼对同德国达成谅解持开放态度，同时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
这样的世界总形势为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协约国团结的瓦解以及其集体安全政策的瓦解，为希特勒的双边协议政策敞开了大门。例如，起初同波兰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必然会削弱法国同波兰的联盟。法国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德国陆军的重新武装上，而英国对达成海军和空军军备协议特别感兴趣。这样，伦敦就愿意对希特勒首次明目张胆地通过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６日）、破坏《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睁一眼闭一眼。英国两位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当月就去了柏林。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缔结了德英海军协定，这是“希特勒最幸运的一天”，因为这是在《凡尔赛和约》和集体安全体系之外实现的第一次利益平衡。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德英关系成了欧洲事态发展的轴心，直至战争爆发。１９３５年５月法国同苏联缔结的针对德国的互助条约，在伦敦引起了对缔约双方的猜疑，也引起了对欧洲平衡的忧虑。而德国力量的有限增强则有利于保持这种平衡。
希特勒直至１９３９年取得的外交成就，靠的是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以及“蚕食策略”。这些做法结合着引诱和威胁，同时还根据开放的民主国家的社会和心理状态，影响这些国家的和平主义舆论，使之妨碍其所在国政府采取有效的反措施。特别在最初几年有风险的阶段，希特勒一再巧妙地通过同外国报刊，尤其是同法国报刊记者的长篇谈话，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外国政府而直接面向舆论，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有着深刻的和平意愿的、曾当过普通的前线战士的人，说了一些富有欺骗性的话，如：“只要政府始终想要和平，各国人民是绝不会希望战争的。’”这些话的目的是离间西方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而人们的轻信程度又常常是令人吃惊的。例如，法国《时报》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１日就写道：“德国总理将比党的领袖更现实，将会适应形势的要求。”这些话是符合希特勒对继续开展和平攻势所抱的期望的。这些和平攻势包括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７日在国会的“和平演讲”，１９３８年同张伯伦在慕尼黑发表的《我们时代的和平》声明，当年１２月６日签订的相应的德法协定，以及１９３９年同法国总理达拉第的一次公开信件往来。希特勒在信中把但泽同凡尔赛作比较，认为法国人在类似情况下会主张这个城市归还共同的祖国的。希特勒在和平时期为一场隐蔽的战争作和平宣传时，还拥有不少传播工具：意识形态上与之接近的或被收买的新闻工作者、前线战士协会、经济界人士和其他政治同路人。
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希特勒进军莱茵兰是这种政治心理战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这是对《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又一次严重违反，但希特勒的行动这次又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尤其得到英国人的理解。就在以很少的兵力开进莱茵兰的同一天，他就在帝国议会的讲话中表示愿意缔结一个为期２５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即英国政府所希望的关于限制双方在该地区军备的空军条约。他甚至表示德国愿意回到国际联盟中去。《泰晤士报》立即发表了题为《新开端的机会》的社论，社论说：“欧洲和平的老结构是片面的和不平衡的，现已几乎被摧毁。现在不是怀疑，而是重建的时刻。”《每日快报》写道：“将不会有战争，如果有，我们也不参加。”《曼彻斯特前卫周刊》说：“不要去管占领莱茵兰的侵略性手腕，要把德国政府的提议当作真正的谈判基础。”包括上层社会人士在内的一些人在给《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写道，《凡尔赛和约》“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文件”，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简直是不像话的”。英国有许多老百姓认为，德国人应当可以重新进入自己的后院。认为他们是在自己国土内采取行动，不能同墨索里尼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起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相比较。正如希特勒所预料的那样，他３月７日造成的既成事实几周后就被人们遗忘了。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８日西班牙内战的爆发，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英国的对德政策逐渐地从开始时的善意照顾德国的修正愿望，改为签协议和搞军备的双重战略，最后改变为争取时间以实现新的军事平衡，当时的伦敦仍不能想象，希特勒会由于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而把他自己和欧洲推入深渊。
希特勒从对英国的联盟没有实现感到失望转而致力于组建同罗马、莫斯科和东京的“大陆集团”以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整个方案虽然由于苏联的拒绝而告失败，但它以希特勒和斯大林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签订条约的形式得到了局部的实现，这就足以引发战争和破坏欧洲的秩序。
当代史学家告诫人们不要以希特勒为中心来解释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段历史。他们的告诫从以下情况而言是正确的，即历史倾向于把舞台上的一切灯光集中在希特勒身上，让其他人物处于黑暗或半暗不明的光线之中，而不是把光线平均地照在这些年里国际政治的整个过程上。但是，希特勒作为发起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事态发展全过程的主要人物，他的重要性是不可能被过高估计的。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驻柏林的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在回忆录中描写了这个祸害人物的最鲜明特征之一。由于这是目击者的描写，所以至今还发人深省。弗朗索瓦—庞赛说，这个人有许多面孔，但他的本质特征是不变的，那就是极端的傲慢和野心勃勃，有无法抑制的权力欲。他既是幻想家，又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是个“一知半解的自学者”，有极大的顽固性和决心，残忍、狡猾、虚伪，从维也纳男子宿舍的一员上升为德国的统治者。他的傲慢使他把自己与国家和人民完全等同起来，但是，只有当人民顺从他时他才“爱”人民。（匡奕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