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７月２日一期文章】题：否认历史造成日本无能（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
１９６０年６月，北京，我和毛泽东对面而坐。在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所经过的院子里，玉兰花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在漆黑的午夜显得格外洁白。这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景色。
毛泽东只谈与他著作中的语录有关的事情，此事只有当时２５岁的我知道，而他最热情的读者却不知道。周恩来坐在他旁边，面朝毛泽东。毛泽东不停地吸烟，每当他把手伸向听装“熊猫”牌香烟时，周恩来就轻轻地把烟推开一点。
午夜进行的这次谈话旨在鼓励我们这些作为正在同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的代表——尽管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代表值得怀疑——从东京来的作家。访问期间，我们这些单纯的客人，每天都围坐在摆满食品的桌旁，不知道那是革命以来出现的最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年。我们还访问了南京郊外的一个人民公社，听一位老人讲述，他是怎样藏在一大堆被日军屠杀的农民尸体中才保住了性命，他身上还带着当年的创伤。
假如我直接面对中国人，不是在毛泽东的会客室，也不是在文化官员带领下参观的人民公社，而是在一个被日军铁蹄踏平的村庄，那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入侵中国的不光有军队，大批平民也去过这个大陆，梦想开创新的生活。日本战败之后，其中的许多人回国时遗弃了自己的孩子。这些不幸的孩子有的被中国农民收养，活了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些人。
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痛苦经历，他们一代又一代传述的故事也绝不可能被人淡忘。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朝鲜、菲律宾和亚洲其它国家。还要考虑到像荷兰人那样的欧洲人在其亚洲前殖民地所遭受的苦难。所有这一切都超过美国人在突袭珍珠港中所受到的损害。日本政府所希望的那种忘却怎么可能实现呢？
今年初，我同诗人金芝河及韩国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汉城参加一个会议。我在那里表示，尽管日本人还没有完成对全体朝鲜人民的赔偿，但希望为建设两国人民共同的未来作出某种努力。韩国人的回答是，他们承认，有些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但是他们永远只占少数。
会议结束之后，我作为一名日本小说家，得到了一个向汉城市民发表讲演的难得的机会。我的讲演结束后，听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欢迎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给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我们仍然持这种态度。我们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批评那次轰炸。如果你们不肯给“慰安妇”以赔偿，从何谈起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
大韩民国和日本公民举行这种对话的机会十分有限，日本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举行对话的机会更少。中国和日本公民几乎没有机会直接交谈。中国人拒绝举行对话在意料之中，但是在日本人民复杂、执拗的思想中，也能看到某种拒绝对话的态度。
日本知识分子觉得，日本对中国人的赔偿还没有完成。他们觉得，日本没有再次作出努力，对日本同其邻国实现真正的和解施加影响。
我无意贬低自愿在亚洲各国工作的日本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和青年作出的努力，但是，即使是这些令人尊敬的日本人，也不能完全摆脱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是不能通过道义上的奉献来治愈的。
日本要在２１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而不是一支新的同西方抗衡的经济力量，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听到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提供赔偿。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得到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赞同，但是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业领导人组成的联盟的反对。
但是，一个７５岁的老妇人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感情。她丈夫在他们结婚１０个月后离开了她，开赴曾发生一些最激烈战斗的缅甸，当时她已怀孕。她的房子和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次空袭。她投书一家报纸，信中说：“阵亡者家属联合会和国会中的反对派组织说，‘这是日本打的一场自卫战’，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侵略者，那就是说，阵亡者死得毫无意义。但是，军国主义者却使我们的丈夫相信，他们是为天皇而死，为国捐躯。他们是在不知道进行侵略的情况下被赶到战场上去的。政府承认侵略，我们的丈夫是牺牲品。”
我的残疾儿子每遇到新的困难，我的家人和我都热心地帮助他进行康复治疗。日本和日本人必须致力于亚洲的康复。在我国整个现代化历史中，特别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
不进行这种康复治疗，我们就永远不能放开我们对邻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能消除我们的关系不实在的感觉。如果说我相信这种感觉可以消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预料政府的态度会发生重大转变，而是因为我发现，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又深深地蕴藏在老百姓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