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扎评述：苏修文艺界狗咬狗的斗争加剧

认为以《新世界》为一方和以《星火》、《青年近卫军》等为另一方两派间的争吵，反映了苏修统治票团内部的矛盾
【本刊讯】英《卫报》七月三十日在《共产主义世界》专栏中刊登了佐尔扎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俄国的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再次强烈地爆发了。奇怪的是，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表明保守派影响增长的所有其他迹象相反，进步派掌握了主动，它在自由化的《新世界》月刊上向近几年来一直在苏联报纸上出现的某些比较反动的思想挑战。
的确，《新世界》的文章是以这样的自信、以这样明显的想要惹怒保守派的意图来写的，因而表明它在莫斯科某些最高级的人士中第一次博得了好感和支持。《星火》画报周刊立即以一封集体抗议信答复了这篇文章。十一个签名的人中有六个是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这就使这封抗议信具有虚假的权威性的样子。作协也分为进步派和保守派，如同它的杂志一样，也如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机构一样。只有克里姆林宫大体上能使它的分裂保密，因此必须从文学杂志中反映出来的分裂来推测这种分裂情况。
《星火》画报对《新世界》的指责远远超过了这份自由派杂志最近的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它指责《新世界》“怀疑我国人民和苏联军队英勇的历史，”因此从“文艺”争论提供了同克里姆林宫内部有保守倾向的军界—政界集团与领导机构中比较进步的成员之间的斗争的直接联系。
关于苏军的政治作用和关于在文学上对军事主题的处理的争论并不是新的。可是在军方最近坚持说作家们以不赞同的态度描述他们的同时，出现一些迹象表明，军界—政界集团正在设法加强它在领导机构中的地位。这场争执中一个明显的问题关系到克里姆林宫对美国决定搞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在即将举行的导弹限制会谈中提出讨论的裁军建议的反应。
西方现在普遍认为，苏联领导机构中有些人主张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另外一些人想坚持强硬的路线。目前直接的迹象很少，可是就在最近禁止宣扬军界一政界争执之前的时期，在苏联报纸上的字里行间还是有这种迹象的。这就表明，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很深，这些分歧影响到真正的原则问题，因而它们不可能简单地消失——即使在表面上看不见。
没有理由认为俄国在战略政策上的分歧没有美国那样尖锐。
《新世界》明白地表示对共青团的官方刊物《青年近卫军》及其他一些杂志上一直刊登的某些文章感到关注，这些文章这样一贯地奉行同一方针，以致构成了一个明确的政纲。没有直接迹象表明“青年近卫军”集团和克里姆林宫中某些人可能有什么联系，可是它同共青团的从属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
自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联盟由于感到自己受到被称为共青团派的人们的威胁，而把凭借共青团中的领导地位爬到权力机构上层的一些高级官员降级或清洗以来，只有两年。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中有谢列平。可是谢列平仍留在政治局里，他的许多同僚也保留着有影响的地位。《新世界》现在攻击的“超级爱国”趋向最初是在谢列平权力最大的时候，在《青年近卫军》上出现的。《新世界》现在可能希望给人这种印象：它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领导机构中企图破坏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联盟的那一派的。这样这家自由派的杂志就能够支持克里姆林宫既定的领导机构，对付来自极右方面的挑战者。
“‘青年近卫军派”自傲地追述了伟大的俄罗斯帝国的建成，而《新世界》以列宁的一句语录来对付它，这个语录表明沙皇制度的确压迫过其他国家人民，而“压迫其他人民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它声称它同“青年近卫军派”一样对俄国武功感到骄傲，可是它反对“大国虚张声势的爱国主义”
——最好的译法是“帝国主义好战主义”。
它说，“青年近卫军派”的看法接近于肯定“俄罗斯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的想法，接近于宣扬“民族自高自大”，接近于支持“俄国救世主主义的思想”，“青年近卫军派”所引用的醉心于斯拉夫簇的分子“在我们的时代不能被认为是爱国主义、民族情绪、民族传统的最高权威”。
《新世界》的这些引语可能表达了这场辩论的某些色彩，可是它们不能使人们对深深地埋在公开辩论的表面之下的基本问题有什么了解。主要问题恰恰就是在俄国出现一种趋向的危险，这种趋向可以大体被描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确，不是纳粹变种，也不是法西斯变种，而是接近于这两者的某种东西。“青年近卫军派”深掘俄国的历史，以证明俄国人民的独特的性格和优越性，据《新世界》说，他们甚至羡慕革命前俄国资本家的品德。他们认为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农民基础之中，他们要求恢复农民生活的纯朴而崇高的品德。
无疑，苏联的农村人口同城市人口相比大体上是没有特权的，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竞相取得这个国家微薄资源的更大的一份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之间的政治冲突是已经存在的。甚至在政治局一级也可以看到这一冲突，因为有一些讲话说，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的东西超过它给予农民的东西，现在是完全改变这种倾向的时候了。最接近于公开支持农民的要求而反对工人的要求的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很可能是在政治局中同谢列平结成反对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机构的联盟的一个候补者。
可是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领导机构中在这些问题上的斗争——毕竟这是苏联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而是来自领导机构中的一派同国家中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或集团可能结成的联盟。过去苏联共产党中有“农村偏差”，代表着这样的危险，而《新世界》再次使用这种提法，是为了不明显地提醒克里姆林宫注意这个新集团形成的威胁。
这些是较深的问题。的确，它们隐藏得这样深，以致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大多数人都不大会接受这种解释，正如他们不愿认为克里姆林宫有争权斗争，直到赫鲁晓夫的下台证实了这一点时为止那样。
还有一些问题没有那样深，可以较容易地看出来。
因此，很明显，《新世界》正在利用来自反对派的威胁来加强自由派的地位。《新世界》在谴责“青年近卫军派”的反西方的极端主义时，事实上是要求克里姆林宫恢复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