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参加三二九之役的台湾志士是罗福星。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高思乡大地村，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出生于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罗福星在满周岁时，随着父母自侨居地迁回广东故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六岁启蒙，诵读中国经籍诗文。十岁时，再回到印尼侨居地，就读于华侨中华学校。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罗福星十七岁那年，随着他的祖父来到台湾，居住在苗栗—堡牛栏湖庄（今苗栗县造桥乡丰湖村），并就读于苗栗公学，以一个中学毕业生，而插班国小五年级。
当时革命思想风行海内外，印尼中华学校几乎成为兴中会的分部。在学中的罗福星耳濡目染的结果，受到孙中山先生伟大思想的感召，从此立定志向，隐然有献身革命的抱负。从印尼到台湾，他亲身经历了异族的统治，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对祖国的热爱。
这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国内外前仆后继的展开，台湾同胞也深受那股革命思潮的激荡，不断的起义以反抗日本的暴政。罗福星却认为，要驱逐日人在台湾的统治，先要参加祖国的国民革命，推翻满清，才有光复台湾的希望。所以他决心不在台湾升学，并劝他的祖父抛售所有在台湾的产业，一齐返回广东故乡。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在他返乡路过厦门时，经革命志士的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罗福星返回故乡后，即应聘在当地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奉派到印尼爪哇一带视察侨校。翌年，到新加坡出任中华学校校长，旋因水土不服，转往缅甸，担任同盟会缅甸分会书报社的书记工作，这是罗福星实际从事党务宣传工作的开始。宣统二年（一九一○）罗福星转赴印尼的巴达维亚，担任该地中华学校的校长。在这段期间，罗福星有很多机会到南洋各地游历，不但与当地的华侨领袖建立良好而深厚的关系，并且和流亡南洋一带革命党人如黄兴、胡汉民、赵声等时相过从，常保联系。
罗福星第一次参与实际的革命行动，是辛亥年的三二九之役。当时他正与同志奔走募款于荷印各岛之间，而在西荷印机关部接获将于广东举事之电报，遂结合了同志十七人，先到香港待命，再于二十九日上午陆续抵达广州，参与这次革命义举。当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罗福星等第一路同志三十余人，随黄兴进攻督署，一时号角齐鸣，枪声大作，黄兴临阵当先，冲入督署，督署警卫亦开枪还击。于是双方对垒，杀声四起，罗福星趁混乱当中，以他矫健的身手，翻身纵登左侧院墙，居高临下，掩护攻击，不幸为流弹伤及左腿，一时血流如注，遂负痛落地，避于墙角，以缠臂白布裹伤止血，并利用炮火间隙，跃过对街，潜入一南货店后院暂避。最后，幸赖新军同志之掩护，始得脱险抵达香港，再与胡汉民转往南洋。三、辛亥革命后的罗福星
当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日人统治下的台湾同胞莫不翘首西望，兴奋异常。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澎湖渔民章吉辅最先驾危舟，突破日军游弋耳目，渡海投效祖国革命。其后，继之投效祖国者，日有数起。
此外，罗福星于参加三二九之役脱险后，即与胡汉民前往暹罗及巴达维亚，徐图再举。不久，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各省纷纷响应。黄兴有鉴于革命前途障碍仍多，欲予彻底消灭，恐非党人力量所能及，因此电告罗福星，嘱在巴城招募义军，作为革命的后援力量。罗福星很快的召集了两千人，于阴历九月初回国投效革命，先到广州，向广东都督胡汉民领取武器弹药，随即奉命率部乘战舰北上，参加北伐，到达了上海，复移师苏州。及抵苏州，南北和议已成，加以新政府财源不足，不得不奉命解散。二千义军，在罗福星的安排下，花了十多天时间，才陆续踏上归程。
民国元年年底，罗福星再度来到台湾，他先到苗栗，选定形势险要的大湖作为革命根据地，并打扮成贩卖高丽参商人，到处奔走，暗中与各地抗日志士取得联系。
他除以“华民联络会馆”做为革命组织的总机关外，并在台北、桃园、彰化、台南、基隆及宜兰等地设立分部，分遣江亮能、黄国霖、黄光枢、谢德香、傅清凤、黄员敬、谢阿鼎、梁芳、简金生、刘温通等十二人为募集员，招募志士。为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在各地组织则冠以各种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的名称，如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兄弟会、老人会、同胞会等。
罗福星到台湾不及一年，组织已由台北发展到了台南，已招募会员达九万五千多人。在民国元年年底到民国二年的一年中间，先后发动了四起抗日革命事件，那是陈阿荣的“南投事件”，张火炉的“大湖事件”，李阿齐的“关帝庙事件”，赖来的“东势角事件”，但都因时机尚未成熟，匆促起事，而全部失败，并暴露了罗福星的革命行动，引起日本当局对革命组织的警觉，遂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罗福星在淡水厅李稻穗家中被捕，同时被株连的达一千二百多人。当他在苗栗临时法院接受审问时，神情非常镇定，大声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暴政。
民国三年三月三日，罗福星泰然接受绞刑。他曾留下绝笔书，上面写的是：“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
这股浩然正气，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使暴虐的日本统治者闻声丧胆！（原载一九八一年四月号台湾《传记文学》）（下）
【美国《美洲华侨日报》九月十六日专访】题：专营国货路子宽广经营国货十载的侨商谈感受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纽约华埠一家专营来自中国大陆商品的四新公司在鞭炮、锣鼓声中开业了。在此之前，中国大陆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出现，都是绕过一个弯来的，比如通过香港转口，或由加拿大转运。然而就在这家国货公司开业不到一个月，一艘从中国大陆冲破太平洋的碧波万浪的远洋轮船，载来了这家公司从中国大陆直接进口的第一批货物。自此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在这家公司的货架上商品越来越多，购买这些来自家乡产品的华裔侨胞也越来越多，他们在远离自己家乡的异国，吃上具有自己家乡风味的食品，穿上合身的衣服、鞋袜，欣赏到祖国传统技艺的陶瓷制品和工艺品，心里又是何等自豪、何等喜悦，又感到多么亲切。而对今天这家公司业务日益兴旺、欣欣向荣的景象，公司的总经理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都露出一种春风得意之情。他说，现在生意越做越有信心了。
他兴致勃勃地说，在这十个年头中，历史长河不算长，但历史的变化也不算短了。十年来公司的营业额增长近十倍。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外贸手法比前灵活得多，出口商品的花式品种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商品的包装装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这都有利于公司扩充货源，有助于增加销售量。目前这家公司同中国大陆各主要口岸的进出口公司都建立了联系，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当然，中国面对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关系上的惯例还不是那么熟悉，在来往中也不时碰到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这位总经理本着一股爱国热忱，也向记者讲述了中国在外贸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希望促使有关方面改进。
首先一个是包装问题。包装的箱头又大又笨重，这是不便于进口口岸运输的，也有些易碎物品因装箱不好以致在运输过程中碰烂，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有些货物到港口，要批发出去的还要分箱，重作包装。包装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的，但由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解决得比较缓慢，也不够彻底，却给进口商一个难题。
其次是交货不准时，比如有些货物，本应六月交货，可也有拖到十二月才交货，使一些计划夏天销售的东西冬天才来货，令人难以处理。
关于“功夫鞋”在美销售出现的波折，曾经引起侨商的议论。这位总经理再次举出他们公司作为在美总代理经销的上海“蜂花牌”檀香皂作例，
也感到中国外贸部门有些人不懂得保护有关代理商权益的重要性，使得推销商感到为难。
他说，我们曾经为檀香皂打进美国市场做了大量广告，向客户做了很多推销工作，局面刚打开，中途被“杀”出一“招”，有人从香港以更便宜的价格转口同一牌子的商品来美销售，这种做法实际上侵犯了总代理商的权益，有违于国际贸易的惯例，中国方面理应制止这种做法，不能“管不了”一句了之，这种态度就不是同总代理商保持合作，而是脱节了。
在美国市场，不要以为降了价就可扩大销路，相反还会使人把你这种商品看贱了，或怀疑你这种商品有甚么缺陷。价格的构成有它们客观规律，不能随心所欲地提高或降低。这位总经理希望中国能借鉴别国的经验，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市场上推销产品的做法。
他对中国近来实行了外贸体制的改革，政策比过去更灵活表示赞许。现在，有些口岸的进出口公司在美搞展销这种有展有销不失为拓阔市场的一种方式，中国产品丰富，商品繁多，潜力很大，谁也代理不了；而美国市场又如此“海阔天空”，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谁也无力去垄断，多了一家公司在美销售一种产品，本属无疑。问题是作为产品推销的一方要有个不二价，不能对这个推销商一元七角，而对另一个批发商则是一元四角，要使推销商的推广工作能够享到应有的权益。
最后，从他十年经营国货的体会来说，感到中国出口商品的潜力还很大，有其得天独厚之处，产品富有特色，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能力。
【香港《天天日报》十月二日社论】题：为和平留有余地。让民族养无限生机
自从北京再度向台北提出和平统一的要求，并且列举出更具体的条件之后，台北方面固然有反应，国际间也一样有反应。首先是日本首相表示“愿见中国早日和平统一”。其次则是美国表示“台湾问题是一个必须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的问题”。
不管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用心如何，至少已可说明，连外人也并不想我们再一分为二。
身为中国人，不用说，自然更是“跂予望之”，恨不得早见其成，而且可以肯定，不论是北京首倡和平解决问题或是台北首倡和平统一，我们老百姓都一样热切拥护。谈到理由，简单而又纯真，为的是我们始终相信，国家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同胞必须汇合团结，同御外侮。而更害怕万一和平解决不了，又会有伤心惨目的战祸出现。
所以，我们也认为，对于这个“历史责任攸关”的大问题，最好是不要一口峻拒，而不妨“为和平留有余地，让民族养无限生机”。
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面，尽管自以为有一百个理由，不宜在此时谈判和平，亦不妨本于“都是中国人”这个大原则，先行从事联系，不至让外人把我们看作势非分裂不可，也不要让人以为我们国家有两个党，就有万世仇。这是很可痛的事。而且亦足以使同胞感到失望，即使是为了争取民心，相信任何一方面也都似乎不宜在这种大问题上使国人失望。——既然知道这不是“党派之间的问题”，自然也就一定明白，这是国家民族的大问题，所以“一切排拒”是不好的。
【瑞典《每日新闻》十月三日社论】题：哪一个中国
今年是中国推翻皇帝统治的七十周年。在七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北京政权向台湾伸出了和解之手。前几天，共产党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邀请台湾领导人参与全中国的政治管理，这进一步证实，北京政权可以在既不与美国敌对又不与美国一致的情况下成功地达到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其成为亚洲无可非议的强国。华盛顿与北京十年来的接近为人民共和国确立其目前在世界上的“二等超级大国”的地位出了力。同时，美国所顽固奉行的一面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一面又向台湾提供武器的政策，却又在推迟着中国内战的结束。
台湾政权立即拒绝了北京的邀请，我们不应该从表面上来理解台湾的这一行动。两年来，台湾与人民共和国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引人注目的非官方的接触。但是，台湾政权至少还将在目前要趁机利用华盛顿和北京都热切地希望使这一问题能有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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