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三日文章】题：格雷厄姆·格林召来了一部间谍影片
根据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人的因素》改编而成的电影二月八日在纽约上映。影片的外景大部分都是去年在伯克哈姆斯特德拍摄的。这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镇，从伦敦坐车九十分钟即可到达。格林就出生在这里。
无论是制片兼导演普雷明格还是格林本人都没料到，在拍摄影片的六个月中，出现的事件竟使《人的因素》成了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该书讲的是一个名叫卡斯尔的人的故事。他是英国上层秘密机构的一个双重间谍，是隐藏得相当深的一只“鼹鼠”，专门给苏联提供有用的情报。
去年十一月，影片剪辑工作近于尾声的时候，英国当局才象当头挨了一棒，清醒过来，认识到格林先生作品的时代感仍是多么地强烈。原来当时揭露了这么一件事，英国女王的艺术顾问，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就是这么一只鼹鼠，他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五年就一直藏在英国的秘密机构里。
英国的秘密机构是格林熟谙内情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作为“塞拉利昂中的自己人”在非洲服务。他在弗里敦是五九二○○号秘密情报人员。那儿他有一个同伙，名叫菲尔比（菲尔比是一个双重间谍，后逃往苏联）。但是格林先生现在认为，小说中的卡斯尔同菲尔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形势和动机两者完全不同”。格林先生认识菲尔比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德国，苏联则是同盟国。就是现在，格林先生对菲尔比也无微词。而《人的因素》中的“鼹鼠”，卡斯尔的性格也是值得人们同情的。格林先生曾经写道：“菲尔比背叛了他的国家，是的，他可能是背叛了。但是我们中哪一位，为了比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某个人和某件事，没有做过不忠的事情呢？
安东尼·布伦特在他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也说：“我感到有背天良。我曾认为，在反法西斯的事业中，我做的是对的，现在我很痛苦地认识到这完全是错的。”
格林先生理解这种良心上的原因和两方面都要求的忠诚。他许多作品都是这个主题。对他来说，牵肠挂肚的家庭生活和对上司的尽忠守责（上司指的是秘密组织）具有强烈的心理上的魅力。在这本书里和根据本书改编的影片里，人的真正因素就是卡斯尔一方面要忠于他的妻子和继子，一方面得忠于他的国家，两者都从相反方向把他拉过去。格林先生在检查这个问题时，很理解为什么卡斯尔先是成了双重间谍；接着，当他逃往苏联之时，又不可避免地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格林现年七十四岁。他谢绝了普雷明格请他本人写电影剧本的要求，他愿意别人来写。因此，斯托帕德就接过这一重任。
写《人的因素》这本小说是够劳神的。他差不多在二十一年前就开始动笔，写了二万五千字后却又把底稿毁了。然后他又重新开始。
说关于「七」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很多，目前的科学揭示了迷信「七」的根源，并在神秘论和科学之间划清了界限
【苏联《红星报》十二月三十日文章】为什么人们把数字七称为一个美妙的（有时称为神秘的和令人猜疑的）数呢？莫非是因为俄罗斯的圣诞老人仿佛有七个兄弟和日本的新年过整整七天？人常说，世上有七大奇迹，一星期有七天，“不可饶恕之罪”有七种，“创世日”有七天，虹有七色和天有七层。……
我们大家都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些固定说法，也不止一次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数字七要比其他的数字更多地出现在各种象征、概念、谚语和符号里呢？
为了弄懂“七”的这种作用，必须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西医之父希波格拉第早在二十四个世纪以前就注意到人的生命中用七表示的一些期限：据这位思想家认为，七天、七月、七年构成了人的“肉体和灵魂”所决定的一些变化的特别重要阶段。正是毕达哥拉斯学说的继承者——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整数七在调节定期发生的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
对古代河间地区进行的考古研究证实，古代苏麦尔人是信奉七的，他们的文化早于古代巴比伦人的文化。在五千年之久的苏麦尔人的文字记载中提到的有七大仙、七大行星、七日大洪水和七种风、七层浮屠是“七人造世”在建筑学上的表示。在苏麦尔人看来，天的思想本身是用整数七这个符号表示的。
随着对原始部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研究的深入，关于“七”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就多了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河间地区到（南非洲的）布西门人、非洲密林里的侏儒、澳洲和大洋洲的土著民族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都产生了对整数七的迷信呢？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新发现解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谜。考古学家们的发掘工作证实，在苏麦尔人和巴比伦人城市时期之前的一两万年期间，古石器时代的人们创造了惊人的艺术。利用统计学对每个遗址里的全部制品所作的分析，发现它们按七个因素分为组和古词形的七个简单组成“部分”。
得出的结果是，不同大陆上的土著居民从古石器人那里，而不是从更近的东方文明中继承了信仰七的做法。心理学家在实验中确定了七种同类刺激因素的“定则”。当然，这些界限在某种程度是虚构的。这种平均界限往往在“呼吸”和“振动”，显得时多时少，但其平均数值一直为七。这种情况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在进行心理学实验的萌芽时期就发现了。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从古石器时代末直到征服宇宙和原子能时期的整个过程，并不要求对人的心理生物学基础作某种实质性的变化。人的同整数七有关的心理学恒量反映在人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中。例如彩色画中有七种主要颜色，乐谱中有七个音符。同这种“现象”正好有关的是科学、技术、生产和军事等方面的基本成员的最合理的数额。目前的科学揭示了迷信七的根源，并在神秘论和科学之间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西班牙《终极日报》二月八日报道】题：西班牙电影在美国竞争
西班牙现代影片去占领美国影坛的第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参加华盛顿举行的电影节。
参加这次电影节的十六部西班牙故事片都是西班牙导演的，其中著名的编导有绍拉、埃里塞、查瓦里等。上述影片将于今后五个月内分别在华盛顿、芝加哥、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波士顿上映。
映出的影片包括《妈妈年满一百岁》、《我心爱的姑娘》、《蜂窝的精神》、《新西班牙人》、《秘密》和《黑色的小动物》等。
西班牙电影总局局长埃斯科瓦尔对埃菲社记者说，“这是西班牙现代影片首次打进美国，它不仅在当地的西班牙人中间产生影响，而且在英国侨民中也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参加华盛顿电影节开幕式的西班牙电影局长说，“我们为这次竞争做了巨大的经济努力。当然，也为此同美国电影协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埃斯科瓦尔说，从目前来看，西班牙影片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地方色彩太浓”，还缺乏普遍的趣味。这在国外市场上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他还说，第二个竞争的行动就是打入南美洲，在那里首先占领哥伦比亚、巴西和阿根廷的影坛。
【埃菲社马德里十二月二十六日电】近十年来，西班牙电影观众的人数大大减少，由一九六九年的一亿一千七百万人下降到一九七九年的五千一百万人次。
据西班牙电影总局向本社提供的一份报告中说，在最近十年中，一九七九年是电影事业最不景气的一年。这一年，在西班牙仅生产了四十八部长故事片，而一九七一年拍摄了九十九部，即产量最高的一年。一九七二年是产量低的一年，可是还出产了五十二部。尽管如此，售票处的税收却由一九六九年的十七亿九千四百万比塞塔（约二千七百万美元）增加到七九年的四十五亿一千九百万比塞塔（约六千八百万美元）。
谈七九年在巴黎开首届敦煌会议的情况；说敦煌文献问世以来，各国学者视为至宝，纷纷据此研究中古汉学
【台湾《联合报》报道】题：国际敦煌学术会议
由法国文化部、国家科学院、亚洲学会、巴黎大学第四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际西域文献会议”（简称敦煌学会），七九年十月二、三、四日在巴黎举行。实际负责筹划的是法兰西学院敦煌研究小组，由苏阿密担任总召集人。与会学者九十余人，分别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日本、香港、马来西亚、加拿大、匈牙利、波兰、东德、西德和中华民国。
国际敦煌学术会议筹划已有三年之久，原由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教授主持，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李殿魁博士于一九七四
——一九七六年旅法期间，即曾与闻其事，力促其成。其主要目标有两项：
第一是学术交流。自从一八九九年敦煌文献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十年，主要卷子分藏在法国、英国、中国、苏俄、日本等地，各国学者视若至宝，纷纷据此研究中古汉学，成果斐然，使敦煌学成为二十世纪的国际显学。但是资料不集中，迄今仍欠缺妥善完整的编目。此项国际学术会议，一则可以在资料上更进一步地互通有无，一则可以了解各国的研究成果。
第二是以文会友。本次会议邀请的对象有三种：①各地区对敦煌学研究素具成绩的汉学家。②了解敦煌学、曾参与研究工作的学者。③对敦煌学研究有潜力的年轻学人。来自十余国的同道，以文会友，欢聚一堂，切磋观摩，交换意见，其意义与影响，自属空前。
在三天的会期中，除了参观活动之外，主要议程有三项。第一是敦煌学研究现况报告，由各地区学者分别介绍其研究状况与成果。第二是分组讨论，分作汉文组、藏文组、古突厥语文组，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第三是综合报告，提出了八篇论文。我国学者在会中提出报告及宣读论文者多位，有文化学院中文研究所主任潘重规的《众经别录与佛经翻译资料》，香港中大教授饶宗颐的《敦煌卷子中有关北魏文书》，政大中文研究所长罗宗涛的《敦煌讲经变文的变——讲经变文运用佛经的方法》，文化学院文艺组主任金容华的《台、港地区敦煌学研究与出版计划》等。会议结束后，已决定由敦煌研究小组出版专刊，将数十篇论文汇印成册，俾供各国学者参考。
代表中华民国出席会议的李殿魁博士和罗宗涛博士表示，这次到法国开会，主要有三个目的：了解西方汉学状况，与各国学者交换研究心得，看资料。因此，他们两位在会议结束后，曾连袂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埋头阅读敦煌卷子，且游历欧洲文化古迹。
关于参加国际敦煌学术会议的感想与收获，罗宗涛博士认为：各国学者热衷研究汉学，表现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令人欣喜；他们在若干专精部门和整理资料方面，足资我们借镜。国内的研究成果，很受外国学者注意，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基础学问比较扎实，但资料仍欠完备，今后若能加强国际联系，了解他人的成果，互通有无，一定可以作更广泛的活用，显示更佳的成绩。
李殿魁博士则认为：今后一方面要补足欠缺的学术资料，一方面对国内现有的珍贵资料，加以研究整理，以发挥更大的效用。同时，国内的学者，彼此之间仍须加强合作，团结力量，像日本人那样，有计划地在国际学术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返国后，在短期内已完成两篇文章：“从敦煌卷子的解读谈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和“敦煌西域文献研究会第一届国际会议纪要”，即将发表于“古典文学年刊”和“幼狮学志”，将此行的收获公诸国内学界。
【《苏联画报》报道】在诺夫戈罗德市历史建筑物博物馆一禁区里，收藏一本四百多年前印制的《圣经》，大约有六百页，是在一五五四年到一五六四年间印刷的，出版的数量还不到十本。
目前这本《圣经》正在修复。
【安莎社威尼斯三月十八日电】两年一度的威尼斯艺术、电影和戏剧节执行委员会同意，在该节的电影部分恢复“金狮奖”。
该奖是在一九六九年取消的，当时电影节染上了好莱坞影片首次上映时出现的狂热情绪，为此而引起的抗议运动给了这个世界上最老的电影节以致命的一击。
恢复受人中伤的金狮奖的决定并没得到全体执委会的同意。有十一人赞成恢复电影节的比赛，有五人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还有一个成员，则投了弃权票。
金狮奖将发给下列三个项目：①作者或在电影、电视界有影响的研究团体所写的有创造性贡献的代表作；②在技巧和艺术手法上很有创新的作品，或是因为倡导一种新的电影语言和制作方法，或是因为代表了一种正在发展的电影事业，因而可能较好地得到发行的作品；③第一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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