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奥斯卡·韦格尔撰写的一篇社论，题为《中国获得丰收》，副题为《俄国把宝押在军备上，而中国押在有保证的粮食供给上》，摘要如下：
一九七五年苏联的谷物收成最坏——这已是十年来第七个歉收年，而中国的收成创了新的绝对纪录，达约二亿八千万吨。
中国始终还能没有困难地养活它的八亿人口，而苏联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来养活它的少三分之二的人口，这一点怎么解释呢？
如果说中国农民在“技术上”优越于苏联农民，那大概是荒谬的。苏联农业处于劣势的真正原因在于其他方面：就是不灵活的经济体制和过量的军备。
首先是关于经济制度，在苏联的计划里重工业仍然占优先地位，而中国（在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仿效了苏联的样板，有着创伤性的后果）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就把农业作为对将来起着最重要作用的部门而放在首位。在这方面的公式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这种自我理解，所有的工业上的进步首先应该为农业建设服务。
此外，苏联拙劣的计划制度也几乎不能适应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的特殊农业条件。相反，中国的经济却有意识地采取权力下放和“分散”的形式。换言之，中国的人民公社是这样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各自是由大约两万人组成一个农业、工业、教育（学校）、医学（医院）、军事（民兵）和经济——行政单位；而在苏联，集体农庄（经济管理）和行政是平行的，部分地甚至还通过莫斯科这个“脑水肿”的脑袋加以操纵。
此外，在苏联，“逃避农村”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事实之一，而在中国，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五年却有一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二，军事开支在整个预算中所占的不断增长的比例，对苏联的农业亏空来说也许还更加重要。根据苏联官方统计，收入大约相当于美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六，而苏联的军事开支却比美国多百分之二十……勃列日涅夫集团把越来越多的人员、物资和金钱用于军事扩张和备战上，这势必直接影响苏联的农业。
人们认为，有活力的经济比加强军事装备更有助于使中国强大起来。最近的各次收成表明，这种考虑看来已实现。
所以中苏的“竞赛”必须从以下结果出发：苏联在扩充军备，农业停滞，而中国相反，农业产量不断增加。如果人们把世界历史的范畴作为基础，那么中国人比较小心，同时希望得到长期的力量增长。另一方面，看来苏联人的活动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耐心”。它的政治态度和军事行动就象是一只受了伤的野兽。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国今年工交科技战线若干捷报》为题刊登一篇资料，转载如下：
下面是一九七五年中国工交科技战线上的若干捷报，是极不完全的记录：
大庆至秦皇岛和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建成。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炼油厂建成投产。
上海市金山县兴建石油化工总厂。
中国第一套原油外输计量装置在上海建成。
陕西宝鸡制成新型石油钻井工具。
深海勘探船在黄海试钻油井成功。
大连一年内建成两艘二万四千吨油轮——“大庆六十二号”、“大庆六十三号”和两艘一万五千吨油轮。
“长虹号”、“徐州号”等七艘万吨巨轮在上海建成下水。
广州建成二万吨级远洋货轮“信阳号”。
杭州湾建成二万五千吨级原油码头。
广东湛江建成两座万吨级码头。
天津新港建成十个万吨码头及货箱码头。
广东石龙港工程完成。
浙江省兰江大桥建成通车。
山西省建成柔性墩桥。
昆明到拉萨的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完成。
横贯冀东平原的通古铁路（从通县直到古冶）建成。
河北沧州制成载重四百吨的公路平板车。
兰州至拉萨航空线通航。
北京市纺织工业系统制成无锭纺机。
上海制成抗癌新药“消瘤芥”。
上海制成切除耳鼻喉肿瘤的激光“笔”。
北京制成太阳能加热箱，可以用来蒸馒头。
北京制成混合模拟电算机。
武汉制成预报地震新仪器激光测距仪。
我国研制成功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
青海制成卫星云图接受设备。
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原子频率标准研究小组和上海国营灯具厂工人相结合，制成铷钟。
十月二十七日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第一次在一九六九年）。
七月二十六日成功地发射第三颗人造卫星（第一颗是在一九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射）。
十一月二十六日又成功地发射第四颗人造卫星，而且可以回收。
十二月十六日成功发射第五颗人造卫星。
柳州建成万吨冷藏库。
东北齿轮厂在长春建成。
福建古田溪水电站建成。
三门峡大型水利枢纽改建完成。
陕西引渭灌溉工程建成。
山西引黄灌溉工程——芮城电灌站枢纽工程首期完成。
我国最大输电工程刘天关输电工程建成。
甘肃景泰川电力灌溉工程建成。
我国东北某地新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炼钢厂。
辽宁省研究成功“泡沫塑料快速密闭”和“干粉灭火”两项井下灭火新技术。
贵州建成一座年产九十万吨的大型煤矿。
珠江河畔的黄埔新港二十六日举行简易投产大会。
【塔斯社莫斯科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电】题：国际舞台上的北京——一九七五年
苏联新闻社最近一期新闻稿刊登了历史学副博士尤·卡什列夫写的一篇评中国领导一九七五年对外政策活动的文章。文章指出：「爱好和平力量在加强国际安全方面的每一个步骤都在北京不仅受到言论的谴责，而且受到实际行动的抵制。」
作者接着写道：「就是在亚洲，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一九七五年也完全带有消极的破坏性质。在一切方面反对亚洲集体安全的主张、不久前对印度边防人员进行挑衅性的袭击、试图在『反霸权』的借口下把日本引进反苏方向、对邻国不断提出领土要求，这只是北京当前对外政策中引起亚洲各国人民不安的一小部分因素。」
【塔斯社新加坡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电】题：北京干涉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事务
在东南亚越来越希望扩大同所有国家的互利联系（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方针如何），其中包括扩大同印度支那各国互利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不久前发表的关于「全力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反霸斗争」的述评在该地区并没有引起积极的反响。
这篇述评被看作是中国企图在东南亚国家联盟最高级会晤前夕对该组织的首脑们施加政治压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刊登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粮食产量增加》，摘要如下：
中国政府公布的新的粮食产量数字说明，中国的农业产量在七十年代开始上升了，增长率显然比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所估计的要高。北京农业部的高级官员最近对我说，一九七四年的粮食总产量为二亿七千四百九十万吨。
情况表明，自一九七○年以来，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五。照此推算，一九七五年的粮食产量是稍低于二亿八千二百万吨。到一九八○年，粮食产量将会超过三亿六千万吨。
实际上，在今后若干年，增长率可能加速，这可从这两方面来说明：首先，中国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天气条件很不好，有些地区普遍干旱，还有些地区则有涝灾和虫害；其次，中国领导正在推行一场新的规模巨大的运动，其规模比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还要大，其主要目的是加速农产量的增长率。
但是，即使产量增长是以新发表的产量数字计算出来的最低的增长率即每年百分之二点五来算的话，也比西方专业观察家所估计的数字高得多。今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小组委员会拟就的一份权威性报告估计，中国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量为二亿五千五百万吨，这就是说中国自一九七○年来的年增长率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五。
观察中国情况的人士的一致看法是，中国农业一直艰难地为使生产率赶上人口增长而奋斗着；近年来的产量一直处于到顶状态，等待着普遍推广现代化耕种方法，如机械化和使用化肥等。
这些观察家总是不相信那些能够在最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人带回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伟大生产干劲的观感材料，认为这些材料是片面的、有选择性的甚至是受欺弄的。
中国人亲自看到，最近四年农业生产开始上升了，这是因为充分地贯彻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问题的基本主张
——即中国农业的前途在于农业合作化和自力更生。
一九六四年，毛先生把大寨树立为全中国的榜样。中国今冬开展的新的运动表明，要加紧推行毛先生以“农业学大寨”为口号发起的运动。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估计这个国家的储备粮大约有四千万吨，但种种迹象表明，自那时起储备粮已经增加。
那些最近卖粮食给中国的国家的政府驻北京的外交观察家认为，从今年起中国人开始减少购买粮食。
中国感到用船把粮食运到沿海大城市比在陆路上用火车车皮运送粮食更为合算，因此它也许会继续进口一些粮食。
由于石油的出售情况不错，外汇已不成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即由于粮食产量正在向一九八○年前达到每年三亿五千万吨的目标前进，中国在适当的时候除了石油之外，也可能把粮食作为主要的出口项目。
（原注：马克斯韦尔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目前是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客籍教授，最近完成了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月的实地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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