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被尘封的心灵，渐渐被东风拂去了肮脏的尘埃。
1951年，李进担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
当时，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地点在香山公园，文化部的办公地点在东城区东四牌楼头条五号，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中央考虑到李进身兼数职，需要几个地方来回跑，便派了一辆汽车接送她。
不过，这辆汽车是一辆老破车，年数久了，跑着跑着就熄火，这就需要司机下车用摇把使劲摇，等到噗噗作响后，才能重新发动，有时去一个办公点，都得熄火好几回。
等待的过程无疑是烦人的，更何况还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可是，李进每次都耐心地等着汽车重新发动，从没要求换一辆新一点的汽车。
张国男，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之女(随母姓)，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于1952年、1955年两次作为俄语翻译陪李进同志赴苏联治病，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近两年时间。
对李进的第一印象，张国男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近40岁的李进穿着得体，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有风度，没有化妆，看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对人亲切平和，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
张国男在回忆录《我所接触的李进》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李进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敏感，和周围人接触中，凡是有人在说话中带有自夸的味道，她就说：你看他们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多明显，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示弱，必要时也要反驳几句。她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在这里一切待遇是政治局委员的标准，在别墅每人是按100卢布一天供应，住医院另算。李进一次对我说：我们在这里的开销他们都管，我们国家外汇少，我们都不要领出差费。
有一次她从信中得知帮她料理家务的姐姐之子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她让我帮她接通汪东兴的电话，我听她在电话里追问她外甥是怎么进这所大学的，直到对方肯定地答道，是自己考上的，她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她对我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影响。”那时的高级领导还真是以身作则的。我感觉得出，在任何场合她都考虑影响，她穿着得体，头总梳得溜光，走路时全身笔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也有吃相，保持她特有的风度。
俞霭峰，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著名妇产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教授，天津医学院妇产科创建人。
五十年代，李进身体虚弱，经常生病。俞霭峰每个月都会从天津来一次北京，替李进治病，因而对李进的印象非常深刻。
俞霭峰在回忆时说：李进待人和善、平易近人，对待医生特别客气和尊重。
对李进的穿着打扮，她是这样说的：那时候的李进白白净净的，从不涂脂抹粉，看起来很舒服和美丽，穿的也是普通的布鞋，只不过鞋面上钉上一个小绒球，显得有点女性气息。
朴素无华，平易近人，不搞特殊，以身作则，一心为国。这样的品德，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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