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后，李先念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愤怒责问”被煽情放大且广为流传——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1]
——李先念这里所问的是“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究竟是奉谁的命”。
必须承认，李先念这句话，的确问得有道理有底气，他也有资格这样问！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整个西路军幸存到建国后的军以上首长中，只有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有理由有底气也有资格这样发问！这是因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的渡河可以认为是符合中革军委的意图的，也是在渡河成功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的。
而红三十军并不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全部，更不等于“西路军”！
10月25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以“一五八号电令”，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三军过河”之建议[2]。这个时候，他们肯定已得知了中革军委首长日前两电所表达的“先南后北”之决心和意图，而作为“三军西渡”始动议者的徐向前、陈昌浩是否也得悉了中央的这个决心和意图，从徐、陈个人留下的文字中尚未看到。
然而，“朱张”也好，“徐陈”也好，仍然还是按自已的决心和意图去行了事。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并四方面军各军首长，通报“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3]，下午16时，朱德、张国焘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时，就已经将他们日前与彭德怀取得共识且“完全同意”的部署，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具体化之方案”：“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4]
“朱张”在此电中还宣布：“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同时还提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5]
这也就是说，红四方面军要过河的三个军，张国焘也无意用于“向中卫攻击”。
——这可是“朱张”10月16日部署电中，已经明确了的任务啊！
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将红军总部的这个部署电告了中共中央[6]。
然而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两个电报之前，显然对“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的既成事实以及“朱张”当日部署还蒙在鼓里，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在当天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仍然在强调：“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仍然在部署“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仍然在期望：“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7]。
直到次日凌晨时分，得知了徐陈决心和“朱张”部署的毛泽东、周恩来才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但同时，他们也再次强调了“先南后北”的方针，以及红四方面军已渡河部队向中卫前进“准备袭取定远营”的战役意图：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8]
这里可能需要说明的是：中央之所以一直强调红九军暂不渡河，是因为除了红三十军外，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兵员最多战力最强的另一支主力部队，这样的主力部队理所当然地应用于“打击南敌”这一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上。
10月26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告以“即遵二十五号收到总部一五八字批准二十四号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9]”——连方面军总指挥部也要过河。而这个决定显然是在已获悉了毛泽东、周恩来日前电报内容后作出的，而且并未对为何置中央意图于不顾作出任何解释。
这种有悖于中央意图的建议张国焘当然是照准不误，同时也在当日17时致徐、陈首长电中再次对“去中卫”提出疑义：“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你们应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湾]一带，收集渡河（船只），控制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将来亦可同夜赶到陡城堡，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10]。
远在保安的毛泽东瞅明白了：张国焘无意于宁夏，他仍然孜孜于“西进”。试想：如果“四个军去打中卫”不成，那么还调这么多部队过河去干什么哩——而且连“四方面军（后卫）”都要过河？过河后又用于哪个方向哩？当然就只能是一个逻辑指向——西进！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醒道：“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11]”
27日5时，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作出了如下部署：
徐、陈并报毛、周：
甲、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
乙、为击破南敌，德怀已令第一师在郭城驿东北待命，必要时第一、第二、七十三，三个师都可参加战斗。
丙、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丁、四方面军部署：
⑴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⑵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
朱、张
十月二十七日五时[12]
同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
甲、大帅（指张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13]
彭德怀当然不可能“与徐陈面谈”了——当天，徐、陈已从大芦子赶往河堡口。
那天向中央告状的还有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
张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14]
同一天，在从大芦子赶往渡口前，徐向前、陈昌浩又进而要求“四方面军全军西渡”：
朱、张、彭、毛、周：
甲、敌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计其企图一面增兵兰州，施行拦头政策，一面从西南方向我压迫，飞机朝夕扰乱。现船只十六只，船钉用完，不易隐蔽，西岸掩护部队至少须三个团，如渡河时间延长，渡河点恐有被敌切断，船只有彼敌破坏之可能。
乙、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芦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
徐、陈[15]
这个电报的口气如何，语气如何，笔者不予置评。不过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而且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已经有了“遵从中央指示”的部署后，还在“三军过河”的建议上更进了一步，不光是要“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而且还是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横竖都要“全部渡河”这般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还要中央“重决速示”，请问，这还像不像是下级在向上级提出建议和请示工作？
显然，这封电报至少已经部分给出了“三军竞渡为哪般？”的历史答案。
自然，也回应了李先念那个被某些人煽情放大且广为流传的“愤怒责问”。
最后来对“渡河是奉中革军委命令”的说辞再作一辨析——
一、1935年6月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后，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16]
二、红一、四方面军9月草地分裂后，张国焘在10月5日卓木雕会议上另立中央，通缉毛周张博[17]。同时另组中革军委，自任主席，朱德改任副主席；而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后的11月3日后成立新的军委。为避免对外产生“两个中央两个军委”之负面效应，这个军委对外称“西北军委”。[18]
三、1936年6月3日，张国焘宣布其另组的“中革军委”恢复到年前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旧制[19]；6月6日，又宣布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20]
四、1936年9月21日，党中央根据红二方面军任贺关等领导人19日来电建议，拟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21]
五、1936年9月26日20时，制造“甘南风波”西渡坚持的同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贺、任、关、肖、刘同志及党中央”——开始称“陕北同志”为“党中央”[22]；两天后，在党中央的督促和红二方面军的反对之下，张国焘被迫接受党中央的指示，以中革军委正副主席“朱德、张国焘”的名义签署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这是“朱张最后一次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的部署[23]。同日，朱张等致电毛周等，再次将“陕北同志”称作“党中央”[24]；10月1日，“党中央”的称谓第一次出现在朱张等致中央电的抬头。[25]
六、1936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等电中称，红二面军贺任关等已电中央接受中央及军委之指挥，朱张等来电巳称“党中央”并自称“西北军委”，巳在事实上承认了“我们的军委”[26]；11日，党中央致电朱张等，指定朱张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根据中央及军委之决定指挥宁夏战役。[27]
七、1936年10月14日，朱张等在复中央电中，开始使用“中央及军委”之抬头——也就是说，朱张巳经承认了“中央及军委”不在自巳这里而在保安了！[28]
所以，此后以“朱张”名义下达的命令，只能视作“红军总部”的命令，而不是什么“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除朱徐陈之外的干部，根据以往的既定印象（朱张的中革军委正副主席的身份），将“朱张命令”误读为“中革军委命令”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他们不一定能看到中共中央的授权委托令。
但，作为治史者，那也是不能不拎清爽道明白，来不得半点含糊的！
注释
[1]《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在党史著作中表述问题的一封信（1991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345～第34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2]《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1936年11月24日）》，《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注[14]，《徐向前军事文选》第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但该电原文及内容迄今未见披露，不知为何。
[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及各军电（1936年10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2～第8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2～第8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彭德怀关于三十军渡河后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署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25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2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4～第8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8]《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三十军、九军渡河后的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1时半）》，《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9]《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引敌于兰州迟滞会、定敌人之兵力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朱德、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0月26日17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3～第8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毛泽东关于打胡宗南与取定远营的部署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21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朱德、张国焘关于执行击破南敌停止其追击计划致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0月27日5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3]齐得平《关于一封电报的考证》，《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91页。
[14]蒋凤波、徐占权：《土地革命战争纪事（1927～1937）》第5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
[15]《徐向前、陈昌浩对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部队渡河之意见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0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田逢禄殷子贤：《〈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作者考证》，《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2期第54～第55页。
[17]《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1935年10月5日于卓木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毛泽东等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1935年11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朱德等关于军委、总部等组织仍恢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旧制致各军首长电（1936年6月3日7时～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1～第8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1]《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致朱德、张国焘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2]《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西进致红二方面军及中共中央电（1936年9月26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28～第7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3]《通庄静会战役计划（绝对秘密）（1936年9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60～第1163页，解放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4]《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5]《朱德、张国焘等关于九十三师行动致中央电（1936年10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6]《毛泽东关于与朱德、张国焘会面商量军事问题致彭德怀电（摘要）（1936年10月10日）》，《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第18册第205～第206页，军事科学院编：《西路军资料汇编》第122页，转引自夏宇立：《论西路军》第234～第235页，香港前方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27]《中共中央及军委关于十月作战纲领致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1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83～第11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8]《朱德、张国焘关于完全同意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致党中央及军委电（1936年10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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