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惊涛骇浪中与男子汉比肩
——亲历第一代核潜艇海上试验
魏 兰
“我要出海，不让我出海，就不喝酒”。这是我在38年从军生涯中常说的用于“交换条件”的一句话。
我的工作特点有两个，一是面向大自然的海洋，二是工作在男子汉的“海洋”。我敢于在浩瀚的海洋勇战风浪，也敢于在男子汉的“海洋”不让须眉。
我的勇气来自于父亲的教诲和表率作用。我出身于战火纷飞的延安，作为早年参加革命的父亲，经常鼓励我要像男孩子一样勇敢，才能担当革命工作的重任。我上大学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舰艇航海专业“光头系”中的第一批女学员，从此与大海结缘;参加工作后又被戏称为海军舰艇研究院科技部的“一枝花”。
魏兰在核潜艇上的留影。
魏兰和首任核潜艇艇长杨玺于弦号401号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前合影。
我的工作是研制海军舰艇导航及舰艇型号武器装备。这些设备最终要安装到舰艇上，仅靠实验室里的试验是不够的，还必须到大海的恶劣环境中长时间的考核才能过硬。因此，在惯性导航综合系统研制、核潜艇导弹武器系统海上飞行试验时，我都不放过一切机会，据理力争出海，以便能够直接了解装备在海上工作的技术状态。我在海军的12型舰艇上共出海五十多次，遍布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体验了渤海的青绿和旖旎、黄海的澄黄和波涛、东海的淡蓝和风浪、南海的深蓝和涌潮。最令我难忘的是亲历第一代核潜艇的几次海上重要试验。
一、参加406号导弹核潜艇综合导航系统海上精度考核试验，打破“女人不能上船”的惯例
406艇综合导航系统是我用18年时间主管的科研项目。1983年9月，将进行该系统的海上精度考核试验。我作为科工委机关代表成员提前到达试验码头，但是随艇出海人员已经确定，如果不能在核潜艇上亲自看到海上使用测量的真实精度数据，我很不甘心。我就向潜艇基地韩文运副司令和徐作仁艇长提出随艇出海的请求，可是女人出海没有先例，这让他们犯了难。韩文运是从苏联海军留学回来，他很清楚海军的规矩是不准妇女随艇出海的;在中国很多地方也有女人不能上船的风俗，他不容置疑地一口拒绝了。于是我就开始了“磨缠”战术，先是说明道理：这里是我的岗位，也是我长期研究和管理的项目，所以我有责任和资格出海，便于对综合检验结果做出正确的判断。韩副司令明确回答：“在我们潜艇部队没有这个先例，你不能破例!”后来，我在开会、走路、吃饭都不断阐述我的观点和理由，之后，韩副司令对我说：“你说的有理，但这次任务是小长航，两夜三天，你上艇，艇员不方便。”
我回答：“这与火车卧铺乘车有什么两样?我可以做到少喝水、少吃饭、少上厕所，我不要什么铺位，只要站在惯性导航室就行，两夜三天没什么难的。这些我在水面舰出海时都做到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过得去，我克服这点疲劳不算什么。”那时我与韩副司令、徐艇长每天都在一个桌上吃饭，他不愿我再提出海之事，便对我说：“你到海军就得学会喝酒。”我回答：“喝酒可以，但你得同意我出海。”韩副司令眼睛一瞪，毫不松口地说：“喝酒!但不能出海。”听后，我心里感到凉了一大截，每次吃饭时都说：“出海，就喝酒，不让出海，就不喝酒。”
出海的日子眼看就到了，正当我懊恼以为出海无望时，临行的前一天晚上，韩副司令派员通知我：“你的理由和决心感动了艇员队，决定批准你出海。”我心喜若狂，立即准备出海用的工作笔记本及简单的生活用品。第二天早上，我穿好部队规定的三号服装，准时到达码头，看见一百多名艇员整装待发，我也进入到男子汉的队列中，听韩副司令员的试验前动员。他讲完后，还补充了一句：“这次出海有上级机关女同志参加，大家要注意着装整齐”。登上熟悉的核潜艇后，徐艇长将政委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休息，我知道这给潜艇上增添了麻烦，十分不好意思，不肯接受，说：“我只要在航海室或惯导室我的岗位上待着就行。”艇长说：“上艇后你就得听我的安排。”
我值得服从并向政委表示了感谢。热心的艇长还给我安排了一名战士在我如厕时帮我放哨，这一点，我再一次感谢的接受了。艇出海时，要随时注意保持艇的安全航行，维持各项战斗科目的最佳技术状态。这次综合导航系统的航行试验3天2夜，是因这次任务需用天文星光导航系统校正惯性导航系统的航向和位置，要求夜空必须有星星，通过测量星的方位和髙度所得的定位数据来校正惯性导航系统的积累误差，以提高艇的定位精度。
由于这次海上试验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各方面配合协同一致，故试验进展得很顺利，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与海军指战员、科技工作者同舟共济，感受了海上潜艇内工作生活的劳累与辛苦，体验了科技工作者在海上测量系统精度数据的工作状况。当试验结束后，在海上返航时，韩副司令和徐作仁艇长还特别允许我同他们一起站到指挥瞭望台上，观看潜艇水面航行英姿。那真像是一条大鲸鱼自由的在海洋中游弋，淡蓝色的海水浸泡着厐大的水滴形艇体，激起各种跳跃的白色浪花，追随着航行产生的兴波轨迹，十分壮观。
从那以后，核潜艇出海试验开拓了女人出海的先河。在406艇的各单项科研试验时，凡是当天去，当天回的出海任务，只要是工作需要，女性都可以和我一样畅通无阻地出海。
人们通常以为海上生活很浪漫，像诗一样美，蓝天白云，无边无际的海洋，海鸥自由飞翔，伴着浪花追踪着舰艇觅食;但对常年累月生活值守在舰艇狭窄空间战位上的海军官兵，却有另一番感受。晕船对每个航海人员的身体和意志都是严酷的考验，少数不晕船者能吃能睡，多数晕船者则相当痛苦。他们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总结出晕船十字歌：“一脸发白，二目无神，三歺不食，四肢无力，五脏六腹翻腾，七上八下呕吐，九死一生，十指连心”，我曾经随核潜艇在五级海情10级大风大浪旋转海流中航行，体验到那种“五脏六腹翻腾”的难受滋味。海军指战员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坚守岗位，保持艇的正常航行和训练作战任务，这些是在陆地生活的人难以理解的艰苦。
二、参加404号核潜艇深水鱼雷发射试验，经受生与死的考验
我作为科工委机关核潜艇项目主管，6年的时间参与承办了404号核潜艇赴南海深水试验的有关准备工作。深水试验尚属首次，有风险、也有创新。因为困难很多，深水试验差一点被取消否定。尽管事前将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进行了验证排除，但究竟还是未下深海实际考验，对艇的安全性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试验的另一风险是：要把核潜艇从渤海开到南海，需要跨越我国四大海域，特别是还要第一次穿过台湾海峡，行经其下的深海沟，安全到达试验目的地，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性的壮举。
1988年中旬，核潜艇艇长出身的基地副司令杨玺，在我们送行前的誓师大会上，以备万一出险情，领着指战员们写遗书，並表达誓死完成任务及为核潜艇事业不惜捐躯的决心，在与他们离码头启航前道别时，参试战友都异口同声的对杨副司令和艇员们说：“一定会胜利返航，握手相见!”
这次争取随艇出海要比1983年在406艇的难度大很多，当时随406艇出海是在浅海区，相对安全;这次随404号核潜艇出海是在深海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美国曾经有一艘“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进行深潜试验时沉没，核潜艇及全体艇员葬身海底。所以当我提出随404艇出海的请求时，个别领导从安全和怕给艇上添麻烦为由，阻止我出海。我想不通，我与大家辛苦准备了几年的试验，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却不能尝到梨子的滋味。
有一次吃饭，我对能决定我出海的海装舰艇部孙振山部长说：“我要出海。”他劝我喝酒，我说：“不让出海，就不喝酒，让我出海，来，干一杯!”，他举起酒杯，我马上回应：“说话算数!”。404艇的王福山艇长，对我上潜艇很支持，爽快地说：“只要工作需要，艇上安排没有问题。”
魏兰(右)与艇长王福山(中)、中船总公司09处副处长依青于404号核潜艇前留影。
魏兰(中)与试验现场的“娘子军”在406号导弹核潜艇前合影。
我随艇出海这个航次的试验任务，是大深度发射魚雷，因从潜艇靠港的码头出发到达南海的试验海区，航程较远，故完成这项试验需用2天1夜的时间。我在艇内魚雷舱战位的旁边，听着各级指挥发出的口令，看着魚雷兵的准确操作，细心的观察魚雷按发射程序要求的动作，在严肃的气氛中听到魚雷出管的气流声。在这次大深度海洋试验中，当艇下潜到预定的最大深度时，我亲眼到艇体耐压壳在水压作用下，不同部位出现渗水现象：有冒汗珠的、有嘀嗒的、有像毛细管样喷出水柱的，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油等现象，着实有些提心吊胆。这也说明核潜艇的设计制造尽管在主要指标上达到要求，但要彻底克服“漏水、漏油、漏气”这“三漏”仍有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要做。
1988年5月17日于湛江，魏兰(第二排右2)与深水试验办公室成员合影。
三、参加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前的合练，惊魂核泄漏
我参加过三次水下发射“巨浪1”号导弹试验任务，并是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海军局在现场试验指挥部的机关代表，主要进行有关的组织协调工作。最难忘的一次是1985年406号导弹核潜艇进行水下导弹发射试验之前，我参加该艇的海上合练。当时我站在导弹舱发射控制台旁边，当核潜艇航行到预定海区，导弹发射长正要发出操作口令时，忽然看到核泄漏标志灯发出红色警报。艇内广播：“反应堆舱发现放射性泄漏，正在测量，请大家镇定，合练继续进行”。
这种情况在艇上从未发生过。经核泄漏剂量仪对核反应堆舱各部位进行测量后，发现局部剂量超过允许标准数百倍，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一阵恐慌。艇长及时组织人员对超标部位采取临时隔离防护措施。艇上的航天部参试人员着急地说：“我们有许多年轻人还未成家，还没有孩子，这样让我们在艇上吃剂量怎么得了?”我根据测量结果，安慰他们说：“超剂量的部位在反应堆舱内部，放射性物质并没有泄漏到其他舱室，只要保持与泄漏点的距离，问题不是很大，可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返航后，经过潜水员现场勘察，原来是坞修时，屏蔽水舱通气管有些堵塞，屏蔽水舱进不了水，失去屏蔽作用，造成超剂量事故。原因找准了，问题迎刃而解。
我今年已经84岁了，曾经的海上工作情景，时常在脑海里浮现，那些经历也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作者简介:1940年11月出生于延安王家坪，中共党员，军队师职干部,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0年参军，1965年10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潜艇惯性综合导航系统专业，在六机部七院从事海军舰艇综合导航科研生产管理工作。1978年11月调入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工作，参加12型舰艇航行试验58次，参加了我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末区测试任务、潜地导弹3次海上的大型试验的现场组织协调工作，参加了第一代核潜艇三项深水试验，首创女军人随海军核潜艇出海深潜试验记录，荣立三等功和多次嘉奖。1981年至2000年，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撰写发表了《我国惯性技术发展方向的科学途径》《见证第一代舰船惯导系统诞生》《亲历自动舵技术攻关》《解析舰船惯导系统》《我国惯性技术发展战略政策建议》等学术著作17篇。退休后，与丁锋、曹国英等专家一起长期致力于推进“军民融合”工作。与丁锋、杨连新等专家一起长期坚持弘扬传承核潜艇精神。现任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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