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一)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劈头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他在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且彻底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严厉驳斥了那种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他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如果有人梦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只能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依然使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主席痛加驳斥的，不仅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而且也是现在被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是混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他的论调就同陈独秀的论调一模一样。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什么实行夺取政权，“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它。”(1)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又在武汉直接追随陈独秀，勒令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交出几千枝枪。并且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召集的会上，去报告所谓“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之意义和经过。”(2)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他又跳出来，直接攻击毛主席，同《新民主主义论》大唱反调。他竟然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还说“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顺利得多”(3)。他恶狠狠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行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4)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时候，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这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政权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到了无产阶级面前。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这一点。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光辉的讲演中，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主席在这里批判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不是别人，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又一次系统地提出他那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他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 (5)。要我们党向蒋介石完全交出军队，交出武装，“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在军队中“取消党的组织”，要我们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6)(按：即国民党的国防部)。他就是想用这一套，向蒋介石献媚，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他恬不知耻地说：要“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我们成为政府党(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党)之一，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有些人要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一九二七年作过，人家一打取消了，这次作不会一打取消的”(7)。这真是一语道破了他内心的秘密!
无产阶级的叛徒右翼社会党人、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都是以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充当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装饰品和帮凶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并且已经在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地区内建立起人民政权的时候，还要把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双手交出去。这种大投降，大出卖，就更加卑鄙，更加恶毒!
正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日胜利果实进行大出卖的时候，在法国、意大利就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头头，例如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在那里以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交易，他们向资产阶级交出几十万枝枪——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来换取资产阶级国家“副总理”之类的一官半职，成了历史的罪人!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国际范围内投降“交枪”的逆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显示了无限威力。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紧握枪杆子，冲破一切阻力，在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终于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作出的无情判决!
(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随后，毛主席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又指出：一九四九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这样一个新的大转变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次跳了出来，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他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口号(8)，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9);“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10)!他主张在农村发展和长期保存富农经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彻底破产后，仍然提出了一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路线。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什么：“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聚，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11)，要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说法不一，反正要和资本家合伙几十年，先实现工业化，再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12)总之，“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13)。好一个“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工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里，一语道破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事实上，他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正是苏联建国初期被列宁、斯大林粉碎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生产力论”的破烂。他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根本否认工农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眼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先生们，一心要依靠他们去建立“永垂不朽”的“功绩”，建设他的“理想国”!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请看他下面的这段奇文：“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按：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吹捧上天，不久，即逃往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14)
妙极了!资本家这只手把八个工厂卖给国家，那只手又从国家那里赚得十六个工厂，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当时，一群资本家果然“眉笑眼开”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奴颜婢膝地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15)。这真是拱手作揖，送货上门!新老修正主义者不是都说什么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一个活龙活现的标本。他们倒是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这个“长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的丑恶面目，不是自我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掩人耳目，也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但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假无产阶级专政，真资产阶级专政。
他极端仇视工人阶段，叫嚣什么“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16)。他一笔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公然叫嚷：“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17)。大肆宣扬：“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有钱大家赚” (18)。他还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19)。看，在他的心目中，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不是要对付资产阶级，而是要对付工人阶级。他还公然说什么“今天我们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我们要代表全体人民” (20)。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地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吗?
他疯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诬蔑带头要求组织起来的贫农不过是破了产的“不能去单干的贫农”(21);诬蔑要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22)。他伙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砍合作社，先后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万个。他还恶狠狠地说：“什么是放任自流?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23)就这样，他只许富农有发展剥削的自由，不许贫下中农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自由;妄想把广大的农村变成富农的天下，变成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的阵地。
政权，从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如果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却去发展资本主义，不去限制资产阶级，却去限制无产阶级，不去限制富农，却去限制贫农，不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却去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从而根本放弃它应有的镇压资产阶级反抗，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这样，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不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吗?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经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24)。“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25)。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同赫鲁晓夫之流用来篡党、篡国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路货色，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无耻的、最彻底的背叛!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时期，有时在台前， 有时在幕后，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之前，他就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的，那是不好的”(26)。他鼓吹资产阶级的“两院制”，说：“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点上议院、下议院的性质” ，“不过宪法上没有规定”(27)。妄图把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这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完全是一个调调。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他积极支持自命“海瑞”的彭德怀，梦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当彭德怀的问题在会上被揭发以后，他仍然和彭德怀相策应，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后来，他又公开攻击庐山会议，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不应反右”(28)，“反右是不对的”，“搞的全国后遗症”(29)。尤其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伙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更加疯狂地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他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叫嚷：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目前“不是大好形势”(30)，“经济失调”(31)，“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农联盟发生了很尖锐的矛盾”;并别有用心地煽动说:现在农民的心情“不舒畅”，工人的心情“不舒畅”，干部的心情“也不会舒畅”(32)，等等。他还大肆叫嚷：“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33)，这样来为资产阶级的上台准备舆论。他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34)“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35)。
在国际斗争中，他鼓吹“三降一灭”、“三和一少”，说什么“就是美国，我们也希望同它搞好关系”，还要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 (36)。他还说什么赫鲁晓夫“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真的”，“我们要同他们联合”，“求同存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37)。他公然要缅甸共产党放下武器， 说：“可以不要这些武器，可以埋在地下，或将部分改编成国防军”(38);和奈温“合作”，“合作干什么?”“搞社会主义革命”(39)。
一九六二年八月，他把他那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教人越养越修的黑《修养》重新抛了出来，成为当时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一支“主题歌”!
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被基本摧垮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特别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凶相毕露地打出了“要有反对派”、要走回头路的反党黑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全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给无产阶级政权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按照他的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大量出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就要受“二遍苦”，重新坠入做奴隶、当牛马的苦难生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将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根本变质，历史就将重新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一九六二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吹起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一只“秋后的蚂蚱”，一天天走向他的末日!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政权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事实，亲自发动和领导亿万革命群众，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大决战。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揭露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断遭到抵制和抗拒?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为什么一阵又一阵地泛起?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暗藏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大祸害。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垂死的疯狂，进行着挣扎，制订并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掌握的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批转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期简报，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要全国仿效办理，制造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扑灭这场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就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个伟大贡献。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终于把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和他那伙狐群狗党揪了出来。在全国掀起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他们已经陷入亿万革命军民的天罗地网，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庞然大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自己四十多年假革命、反革命的罪恶历史已经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所有这一切，罪证确凿，铁案如山，能赖得了、顶得住、抗得过去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人民的伟大节日。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无数面红旗的海洋在激荡，亿万群众在战斗，在学习，在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成了亿万群众的粮食、武器和方向盘。他们誓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誓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把亿万群众团结成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伟大物质力量，震撼着旧世界，创造着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几十年间，统帅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追穷寇，缚苍龙，起宏图，征腐恶，引导着中国革命的航船，冲过激流，绕过暗礁，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必须毫不间断地把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派治下的旧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是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前进的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历史的车轮，正在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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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2) 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
(3)(4) 《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
(5)(6)(7) 《时局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8)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9) 转引自《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10)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11)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12)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13)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4)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15)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16)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17)(18)(19)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20)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21) 《对安子文等人的指示》，一九五O年一月二十三日。
(22) 《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23) 《对安子文等人的指示》，一九五O年一月二十三日。
(24)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同外宾的谈话。
(25) 《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6)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同外国人的谈话。
(27)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人大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28) 《在济南军区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29) 《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
(30) 《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31) 《对中央办公厅石家庄和无锡调查组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3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3)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34) 一九六二年六月的讲话。
(35)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36)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同外宾的谈话。
(37)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国同志的谈话。
(38)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同外国人的谈话。
(39)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同外国同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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