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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初期，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论，朱德、陈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这场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党史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一次部队军级单位的党代会，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新生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红四军来了一位留洋生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四军军委(即党部)。不久，根据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趋严重。这是因为，红军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既包括直接参加红军的农民，也包括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农民成分的官兵。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的1329名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一个叫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
刘安恭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5月初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这时，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到职后，随即召开军委会议，规定前委不能管军队，只能管地方工作，并且以完善领导体系为名要求把“临时”两字去掉，在红四军正式恢复军委。这样一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毛泽东等前委领导都有所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
先是于1928年5月底在永定县的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人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和在湘赣边界割据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统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而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刘安恭甚至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前委“权力太集中”，以废除“家长制”为由坚持设立军委。朱德也赞成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开了半天没有结果，因部队要行动，只得中断。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接着召开前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设不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
6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没有设主席台，各方代表都坐在一条条长凳上，踊跃发言，讨论十分热烈。会上，刘安恭趁机向毛泽东开火，并煽动其他人向毛泽东提出批评。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书记由陈毅当选。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对争论应负有责任，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结果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来，但由于毛泽东当时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
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
陈毅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大感意外，认为同志间开展批评是正常现象，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取而代之;同时感到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赶忙给中央打报告，“望中央速派人来”。根据中央来信希望“派一得力同志”去中央汇报工作，前委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
陈毅到上海后，先是用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篇书面材料，随后于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陈毅详细回顾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陈述了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变，并一再表明他当不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强”。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周恩来作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一直密切关注朱毛红军的行动和发展。通过陈毅的汇报和介绍，他对朱毛红军的状况特别是当前的争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高度评价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对毛泽东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表示赞赏。他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也参与了部分讨论，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来复职。11月，毛泽东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写给他的信。朱德、陈毅派部队来迎接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病也基本好了，于是坐担架回来了。陈毅、朱德都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一次“永放光芒”的会议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军内外开展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同时领导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通过与基层代表的广泛讨论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如某大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士兵充满了怨恨空气，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党的建设方面，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决议指出必须加强组织建设，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党员的条件，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时光荏苒，85年后，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寻根溯源，赓续血脉，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被称为“新古田会议”。古田，再一次成为开启强军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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