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整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下，遭到国民党右派武装血腥镇压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于一个严峻的历史关头：如何跳出绝境?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道路究竟在哪里?相当多的人对革命的前景失去了信心，而信念坚定的一批革命者则揭竿而起，用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但是，模仿苏俄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起义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
正当许多人处于迷茫之中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路子：上山。据李维汉、谭震林等人的回忆，1927年5月国民党右派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毛泽东马上召集湖南同志开会，要大家拿起武器，上山。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湖南局势召开扩大会议，在研讨农民自卫军的出路时，陈独秀主张加入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则表示反对而主张上山。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建议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8月9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一次陈述了“上山”的意见，并且付诸实践，9月，他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即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历史，由此打开了由井冈山的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燃遍整个中国的熊熊烈火的宏伟篇章。
可是，当时有谁看好毛泽东的井冈山上山之路呢?熟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且手捧第三国际“圣旨”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们怀疑：山沟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吗?至于一些自诩精通历史的文人学者们，更是认为这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落草为寇”，结局不外乎被剿灭、招安，或自生自灭，不过是又一个梁山泊的翻版。
说到梁山泊，还真的是与毛泽东提出上山之路有很大关系。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曾以史为鉴，指出宋代的水泊梁山，兵强马壮，官兵无可奈何，是因为有一个根据地。在决定上山前的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遭到当时任工农革命军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俊的强烈反对(此两人皆黄埔毕业，曾经加入中共，后叛变;前者因走私被蒋介石枪决，后者被红军处决)，他们根本不把没有上过军校的一介书生毛泽东放在眼里。毛泽东据理力争，并且说：“《水浒传》里有个水泊梁山，朝廷的千军万马拿他们没得办法。我们到了井冈山这样的地方，反动派也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就是到那儿去当红色‘山大王’!”(见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一书)
“山大王”!共产党员当山大王?恐怕这在那些“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们眼里简直是离经叛道，但是毛泽东却毫不忌讳。据冯雪峰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势。毛泽东听后，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见新华出版社《魅力毛泽东》一书)毛泽东常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看来他对鲁迅的这个评价是认可的。
《水浒传》与毛泽东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私塾读书情况时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这里说的“关于造反的故事”，当然首推《水浒传》。后来，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延安、西柏坡，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外出巡视或者开会期间，甚至在出国访问途中，他都随身携带《水浒传》，百看不厌，爱不释手。毛泽东对《水浒传》的喜爱是与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感受紧密相关的。如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说，他对被压迫农民起来反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怀有深深的同情，“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起义失败，领头的被捕砍头，但“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与毛泽东的内心思想以至性格特点有一种深深的共鸣，他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有深刻了解的毛泽东，知道“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见《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已经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战略的重要著作中清楚地写道：“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于是，在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面前，就摆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不让井冈山变成又一个梁山泊，如何不让眼前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夹杂着旧军队人员的队伍不重蹈梁山泊那些好汉的覆辙?事实上，当时的情况相当糟糕，部队经几次挫败，从数千人降到不足千人，建制零乱、军心涣散;悲观情绪像迷雾一样笼罩着部队，一些官兵灰心失望，开小差的很多;纪律很差，对群众随意拿吃拿穿的现象经常发生;队伍内部残存旧军队军阀主义习气，官兵之间的待遇很不平等，打骂士兵屡见不鲜。可以说，这样一支队伍，不等国民党军队来“围剿”就会自行溃散。
怎么办?毛泽东做了以下几件事，这些事是1927年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上决定进行的，历史上就称为“三湾改编”。
—— 整编队伍。毛泽东当众宣布：参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离队可以，枪支不能带走。
—— 党指挥枪。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党代表负有政治上的全部责任，军事主官不可擅权、越权。
—— 官兵一致。废除军官小灶，任何一级军官都不得有生活上的特殊享受;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纵是有错，只能进行批评而禁止体罚。在连以上各级成立由士兵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并对军官进行民主监督。
—— 三大纪律。在上山之前即宣布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第二条后改为“不拿工人农民的一点东西”;并且提出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又增加了“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
—— 三大任务。上山之后对战斗进行总结时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这五条，现在大家都已熟知，可放在当时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来看，每一条都可以称得上划时代的创举，是中外军事史上前无先例的奇迹。
就拿来去自由这一条来说吧，对于习惯于严惩逃兵的军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更不用说还发给路费了。余洒度和苏先俊私自离队逃跑，被岗哨发现截住，毛泽东却说：“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强扭的瓜不甜，何苦强留呢?”然而，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政策，就像大浪淘沙，把一个鱼龙混杂的散乱群体改编成自觉自愿的精悍队伍，人数虽然暂时少了些，却为后来队伍的迅速壮大铸就了一个坚强的核心。
建立对百姓秋毫无犯的纪律，彻底消除旧军队鱼肉百姓的恶习影响，对于红军的生存至关重要。只有确保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才使得红军深深扎根于群众而能够在反动派强大军队的进剿前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要使习惯于小生产者散漫习气的士兵自觉遵守这些规矩并不容易。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途中，饥饿的战士忍不住掰吃了老百姓的苞谷。毛泽东知道后，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找到一块木牌，写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路过此地，因饥饿掰吃了你地里的苞谷，现留下银元一块。”写毕，把银元埋在地里，插上牌子。毛泽东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一步一步教育了战士们。(见《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确立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明确红军作战的目的和任务，对于改造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来说，是一个决定其前途与命运的关键举措。只有这样，部队才不再受农民自发意识与狭隘观念所控制，而是由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思想与宗旨来指导，使红军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正如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开国元帅罗荣桓所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历来的军队，都是官兵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红军实行官兵一致的军队民主，实在是一项破天荒的举措，让士兵成了部队的主人。亲历三湾改编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对此深有感触：“工农革命军里官兵一致，同吃一锅南瓜饭，同住一个茅草棚，遇到难事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官兵们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尽管条件艰苦，但部队的士气极其高昂”，“士兵们为什么没有怨言呢?因为首长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从军长到师长，从团长到党代表没有人搞特殊化。”尤其从白军转过来的士兵在对比之下更是感到心灵震撼，“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军里死气沉沉，官兵之间相互戒备，相互提防，而红军士气高昂，官兵之间亲密无间，没想到红军里这么好。”
毛泽东的这一套办法，在1929年12月28日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上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形成了被誉为中国革命军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全国红军共同遵循的根本原则。
正是毛泽东的这套办法，实现了对一支农民武装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的历史。实际上，他创造了一支不仅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完全不同，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先例的新型革命队伍。正因为如此，井冈山不仅没有像当初某些人预想的那样变成再版的梁山泊，相反，它成为了一场波澜壮阔、席卷全国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光辉起点和不朽圣地。
在井冈山的队伍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之后，成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依然对《水浒传》钟爱有加。他不仅经常翻阅，还喜欢在讲话中引用《水浒传》中的故事，形象生动地评论现实中的问题，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金句妙语。可以说，从青少年起，一直到晚年，《水浒传》伴随了毛泽东一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纪进入晚年，毛泽东对《水浒传》关注的重点也有所变化，从欣赏造反英雄的英勇善战到痛惜起义队伍的最后失败。《水浒传》有好几个版本，其中百二十回本完整地描述了梁山泊最后被朝廷招安，去打方腊等其他农民武装，落得人亡溃败的悲惨结局;而七十回本则是经明末清初的点评家金圣叹改编过的，砍掉了七十二回以后的内容，以梁山泊大功告成，论功排位为结尾，一般被称为“金批本”。毛泽东小时候读的就是金批本，在他后来的大部分年代里，看的次数最多、最喜爱读的也是金批本(见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徐中远所写的《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但是，在1975年8月，毛泽东对金批本作了严肃的批评，就是后来大家所知晓的“毛泽东评水浒”。他说：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变化与他那段时期对国家大事思考的重点有所变化紧密相关。1965年，在那场大风暴的前夜，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对身边的一些人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其中心意思就是：决不能让他手创的井冈山道路改变方向，决不能让从井冈山培育出来的队伍背叛初心。
由此，如何不让井冈山变成又一个梁山泊的思考回到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梁山泊的好汉们不是在军事斗争中失败的，他们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由于领导者采取了主动接受招安的路线而导致最后失败的。据当面聆听毛泽东这段评论的北大中文系女教师芦荻所说，当时某些对毛泽东这些评论作牵强附会的解读并非毛泽东的原意。但有一点很明显，毛泽东要求出版多种版本，而且要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就是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重视，看清梁山好汉们是怎样兴起造反的，又看清他们是怎样投降失败的，从中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同时，也以此来警示和教育广大群众：革命的失败往往不是外部敌人的进攻，而是革命队伍内部，特别是领导者采取了错误路线而导致的悲惨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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