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七】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地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桐油、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喳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是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万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的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ll、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中，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二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受到问题的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人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谈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的李产，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书记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招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委、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于病中
附：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 路石摘录
（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二）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三）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风，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四）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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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的“无私贡献”与张钦礼的“三种人”
作者：文贝
吴芝圃是1958年大跃进时浮夸风最烈五位省委书记之一，另四位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因极左浮夸被免职，文革中受到批判。文革后作为被迫害的老干部被平反，民众至今不买账也不原谅，被很多人称之为“酷吏”。
张钦礼是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大跃进中反浮夸的英雄。兰考建设的领头人，焦裕禄的新密战友。文革中入狱又浮起，文革后作为“三种人”又入狱十三年。至今没有平反，却受到民众爱戴,被称作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吴芝圃是毛泽东点名批评最多的省委书记之一，也是祸及社会最大的省委书记之一。
吴芝圃担任河南省长期间因为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被刘少奇发现并重用，借机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一跃当上了省委书记。
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吴芝圃的浮夸说：“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泽东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风，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
吴芝圃对毛泽东的批评置若罔闻，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搞供给制。他敢于无视毛泽东，是因为有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支持。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县一社）党委的汇报”。有了刘少奇支持。吴芝圃打倒了省委书记潘复生，成为河南一把手。继续刮他的共产风，终于酿成了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事件。
在河南浮夸造成恶果被揭露后，在刘少奇主持的信阳事件处理中，虽然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但是其中县级以上干部仅50人，受处理的大部分都是执行上级人物的基层干部。吴芝圃在向中央检讨中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然而吴芝圊没有因此而失势，停职一段时间后，1961年7月改任河南第二书记。1962年4月又升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问题再次被提及而受到群众批判。1967年在广州医院去世，他的死当然被说成是受迫害致死。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平反追悼会，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与此相反的是，冒死进京面见周恩来状告吴芝圊浮夸造成河南饿死人惨剧的兰考县长张钦礼，却在同一天，1979年12月24日，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同时被捕入狱判刑的是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
张钦礼1945年参加革命，２２岁时担任兰考县长。大跃进时，在省里大会上直接公开批评省委领导吴芝圊搞浮夸，被取消参会资格，押送兰考接受群众批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回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他突破重重封锁上京，面见周恩来总理上访，被周恩来称之为“全国2000多个县中第一个向他反映真实情况的县委领导”。他的仗义执言和揭露，导致以吴芝圃为首的浮夸干部被免职。
回到兰考的张钦礼1962年12月起与县委书记焦裕禄搭档，不仅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而且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焦裕禄逝世后，他是焦裕禄事迹的主要介绍人。文革期间，在动荡的政局下，张钦礼因为维护焦裕禄一度被入狱批斗。“913”事件以后，张钦礼当选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他继承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带领兰考人民治沙治水。他和其它干部一样，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张钦礼的身体力行和兰考的成绩，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称颂，也受到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的肯定和赞佩。
然而，这样一位受民众爱戴的地方干部，却在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离去后被停职审查。他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他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他对那些失节的高官给予了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表现出刚直不阿的革命风骨和做人原则。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纷纷自费前去探望，连监狱管理人员都感动的泣不成声。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把他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回忆文章，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记协在北京、长沙、杭州三次召开全国会议，均特邀张钦礼与会并讲话 ，多次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他没有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生活费。患肺癌期间，兰考人民纷纷捐助医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拒收。
2004年4月7日张钦礼与世长辞，兰考出现了众人祭拜拜,万人空巷的场面。十几万人自发前来送行，以至于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
因为他宣传焦裕禄，被人质疑“焦裕禄的本事比党还大”。他坚持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被关进监狱168天，并捆绑游斗，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放了出来。他支持“保卫焦裕禄”，被关在大别山一座古庙里五百多天。他坚决不昧着良心举报河南省委干部刘建勋和纪登奎，被当成四人帮体系的人。
他的罪名恰恰是他的功绩。“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万亩盐碱地。“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指的是他坚持在文革中带领民众治河治水。“迫害老干部”，指的是他与那些歪曲焦裕禄和搞浮夸的干部作斗争。他“文化大革命的煽动罪”，指的是兰考人民群起维护和纪念焦裕禄的行为。
“三种人”，这个戴在文化大革命头上的“万金油”，抹在文革期间活着的任何人头上都适合。
有人说对张钦礼的葬礼是有人导演的，岂不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没有人有这种能量让十几万普通民众走上街头为一个下台多年且至今戴帽的县委书记送行。
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都是上世纪河南的名人，一个被邓小平称作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一个被列为“三种人”而成为终身政治犯。一个至今被人民咀咒，一个被人民赞颂。这种执政者与民意的极大反差说明了什么？
曾参预调查信阳事件的原信阳地委副书记、地委专员张树藩1993年在病中撰文回忆信阳事件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何止有愧于人民，也有愧于像张钦礼这种为民请命为民服务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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