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张春桥为理论权威可能一点也不为过。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下决心创建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天地。他心高气昂,17岁的时候,就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臧克家》的文章,其矛头的最终却是指向郭沫若的。在他眼里,郭沫若这位太阳社的创始人不过是一个革命高潮来时喊口号,革命进入低潮时就溜走的投机商而已。他先从臧克家的创作谈起,写道:“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就是一个时常这样做的人。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让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是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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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1937年,张春桥来到了延安。康生第一次看到张春桥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康生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在给中央党校和好几个单位的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时,一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给他当面交了一封信,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康生同志,不管现在苏联回来的要员们承认不承认,都得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根本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我希望你能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充分发挥你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地位作出贡献......”于是,康生记住了张春桥。毛泽东也间接地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两年后,他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
建国后,在50年代,张春桥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柯庆施高兴地说:“毛主席要我们特别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红秀才,我看准了,这个红秀才就是我们的张春桥同志。他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党内是太少而不是多了。”
1958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的张春桥,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文章,收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亲自为报纸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是张春桥让毛泽东真正赏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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