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廖锦涛故居纪念室。廖锦涛遇害牺牲时，年仅27岁。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汉子，手里拿着一条红头巾，一任泪水在脸上倾泻。在他的对面，一个刚烈的青年男人，早已哭得不能自持。待情绪略微平复，这个中年汉子说道：“他们不认这个烈士，我们要认，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英雄。”。
这天的具体时间已经没有人能够记下来了，只记得是1940年9月左右的一天，地点是广东北部附近。之所以无法确认，是因为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之后的几年内相继牺牲。
中年汉子叫张文彬，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青年男子叫廖锦涛，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富农家庭。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上尉组员，具体负责政工总队的工作。1936年，廖锦涛从广州大学毕业后，到澳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是当时澳门爱国青年领袖之一。1937年8月12日，澳门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廖锦涛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说明：第12集团军系1937年由粤系军队整编而成，总司令余汉谋，辖第62、63、64、65、66军，驻守广东省。)
1940年初，第一次粤北会战之后，廖锦涛带领12集团军政工总队，发动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协助作战;必要时还担任侦察员刺探敌情;火线上和连排长一起作战，仗打完了部队休息，他们还要调查伤亡情况、慰问伤兵、写战报;部队撤下来休养，他们还要向民众和士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宣传军民原是一家人。
慢慢的，老百姓从见到国军就避之不及，变成了军民开始接触，然后相互理解帮助，再变得团结起来。
不光对老百姓，在第十二集团军内部，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出墙报、演话剧、教士兵识字、讲国际大势，受到了广大士兵和连排长们的欢迎。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没有乐器，摘树叶做哨子，几个碗装上水就可以做打击乐。名气大了，还经常去社会上公演。
虽然政工总队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他们却没有编制。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认他们，但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却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经费。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穿军官服装，却是士兵待遇;没有枪，每个人只有两三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己带条铁棍;最可怜的是女队员，很多都是十多岁的女孩子，才是上中学的年龄，粤军的手榴弹又特别大而且沉，男兵胸前带上手榴弹下面到胯骨，上面就快到肩膀了，女生带上都非常吃力，就别说扔了。
虽然军委会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枪，但是日军是承认他们的，而且特地为他们开出了悬赏，每抓住一个政工队员，奖40元。
在战斗中，政工队员的伤亡是巨大的，本文开头红头巾的主人就是牺牲在粤北会战的一位政工队员，她的事迹奇迹般的流传下来了，但是她的名字却没能流传下来，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她姓王，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位高三女学生。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伤兵，拄着枪，沿着山路败退下来，他很久没见过人影，很可能已经被自己的大部队抛弃，而日本人的追兵也许就在后面不远。他挣扎着前行，不愿意把自己的小命丢弃在这荒山野岭。突然，他听到路边树下有气若游丝的声音：“兄弟，我是(十二集团军第65军)187师的，原来是一个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儿，我已经走不了啦……我有手榴弹，没力气拉……遇上敌人……我就不得好死了……积积德……给我一枪……求求你……”。
伤兵不忍要带着她走。
女生告诉他，在上一拨中国士兵路过以后，好久才见到他，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中国人了。在他之前，最后见到的是两个中国兵。那时她销毁了随身的文件之后，已经没有力气动弹了，勉强挥动红头巾，有两名士兵发现了她。两个兵问她：“是自己人，你是哪个部队的?”。
女生用手在地上写了“187”。
两个兵说：“我们也是187师的，我们背你去医务所。”
女生摇摇头：“背着我，你们走不多远，也被日本人追上了……”她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
两个士兵不忍动手，正在这时，枪声在附近响起，他们把她抬到树下藏好，匆匆离去。一直到这个伤兵路过，这个女生才再次见到人。
伤兵大恸：“我们是同胞，如果你是我的姐姐，我下得了手吗?”。
女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如果我是你的……姐姐，你能看着姐姐被日本人糟蹋死吗?”。
伤兵侧过脸去，闭着眼对着女生开了一枪。枪响之后，他跪在女生身边说了一句“下辈子，你就是我姐姐!”然后他用女生的血在自己眉心印了一个红印，砍下一堆树枝盖住了女生，带上那条红头巾和手榴弹，决然而去。
靠着身边不多的子弹和那颗手榴弹，这个伤兵从日军的包围中奇迹般突围出来，追上了队伍。追上队伍之后，他直奔187师师部，跪在地上一字一句讲述了他在路上遇到的这件事，并自请处决。
师部的人边记录边哭，随后上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五军军部请封烈士，并把这条红头巾转给了负责政工总队的廖锦涛。
很快，军部给了回音，不批准为烈士，因为这个女生是政工总队的共产党员。 三个月后，廖锦涛在向上级张文彬(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汇报工作中讲到了这件事，两个钢铁汉子哭成了泪人。
张文彬，男，1910年出生，湖南平江人，1927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师从毛泽东学习，曾任毛泽东的秘书，曾任红五军政委，红七军政委，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是红军大学第一科学员，未完成学业就被调去在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1937年因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活动混乱，被派往广东整理安排工作。1940年6月担任中共粤北省委书记。同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张文彬调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南委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警宪特大肆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 1941年5月，廖锦涛代表第12集团军政工总队，下部队做抗日宣传工作，临行前带了一些反映东北抗联抗日活动的图书。6月12日到达187师师部，当夜被政治部副官扣押，扣押时出示了余汉谋的手令。第二天，廖锦涛被秘密押回韶关第十二军总司令部宪兵营，军法官宣布他的罪状是同情新四军为其辩护，并向政工总队散发红色书籍。一个月之后的7月12日，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宣布27岁的廖锦涛“自杀身亡”。【1941年1月爆发皖南事变，新四军9千余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歼，新四军伤亡3千余人，被俘4千余人，突围约2千余人。】
1941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军警捣毁。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接替已经调任南委组织部的郭潜)，途经吉安一家旅馆时，被早已叛变的交通员李铁拐出卖。谢育才和妻子王勖(孕妇)，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逮捕。国民党特务进而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代理江西省委书记颜福华，将其诱捕。颜福华迅速叛变投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全部被捕。20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制’。
谢育才入狱后(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中统大特务冯琦(中共叛徒，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亲自审讯，还动用了叛徒骆奇勋等劝降，得到谢育才一句“绝不放弃真理”的回话。敌人见劝降无效，又用儿女私情、骨肉亲情来胁迫谢育才。其妻子王勖入狱不久，即在监狱里生下一个男婴，取名谢继强。由于狱中伙食极差，王勖哪来奶水喂养孩子,每天只能嚼烂囚饭来喂养孩子。孩子体弱多病，骨瘦如柴，作为母亲的王勖，毫无办法，只能抱着孩子一起放声大哭。
为了胁迫谢育才，国民党特务以为孩子看病为由，将仅有半岁的小孩骗走，不再还给他们。这一切让谢育才肝肠寸断，但依然没有动摇谢育才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狱中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为了革命，他三次坐牢，十二位亲人被杀害，妻子、孩子跟着自己遭受牢狱之灾。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42年2月，国民党特务计划前往广东捣毁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谢育才感到事态紧急，用假自首的办法骗取国民党特务的信任。2月9日，谢育才夫妇被押出集中营，软禁起来。4月29日深夜，夫妇俩趁一个看守外出未归，忍痛放弃未满周岁的孩子，跳窗越狱。到5月22日，谢育才夫妇行程1000多里，到达广东省，中共南委驻地，向党组织报警。南委紧急组织疏散撤离。
5月26日，南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潜，被中统特务逮捕，并迅速叛变投敌。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国民党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5月30日，郭潜带着国民党特务赶到广东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香港已被日军占领)。随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被捕。广东大部分县级以上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受到徐恩曾的重用。
张文彬被叛徒郭潜认出遭逮捕后，被国民党用第一种国产飞机“复兴号”，押送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他早已身患肺病，入狱后，在国民党特务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以此要挟他，说只要他转变立场，不仅可以获得自由，还可以给他治病。张文彬严词拒绝，宣称：“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
与他一同关押的还有廖承志。在弥留之际，张文彬对廖承志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1944年8月26日，张文彬病逝于狱中，年仅34岁。当国民党军警清检他的遗物时，发现了张文彬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应为34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指认张文彬的叛徒郭潜，1948年7月，升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大肆搜捕中共党员。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1952年4月，郭潜依靠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特务，捣毁了中共台湾省委苗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郭潜也因此案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1958年4月，郭潜升任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是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首脑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1984年8月4日，郭潜死于台湾。
叛变投敌的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解放前夕逃到了香港，一直活到1990年代。叛变投敌的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1949年南昌解放后，回南昌投案自首。1951年4月，在北京被处决。
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带着孩子逃到香港。1950年，谢育才出任汕头市市长。广州市公安局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经过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同意，孩子回到了谢育才身边。不久发生“两陈事件”，广州市公安局因为策反工作，和逃亡香港的原中统特务头子庄祖方建立联系，被误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正、副局长陈泊、陈坤受到逮捕监禁，开除党籍等严厉处理(两陈事件后来平反)。庄祖方也被逮捕(监禁多年后特赦释放，任江西省南昌市政协委员)。谢育才受到严重牵连。谢育才的儿子谢继强，1960年考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但因为身体欠佳，1976年即英年早逝，年仅35岁。
张文彬有两个儿子，和前妻的孩子失踪了，和第二个妻子的孩子，被带往台湾做到教授，但直到老年也没有回到大陆认祖归宗。
这就是抗日战争中的历史片段。
当我们纪念抗日英雄时，也不应忘记那些背叛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叛徒。
那些混入党内的叛徒，假共产党员，其危害之大，足以摧毁这个国家的前途，危害所有中国人的切身利益。
中共叛徒郭潜，1909年生，祖籍广东梅州，中山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长征结束后，调入中央宣传部工作。1938年1月调往江西南昌，出任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江西省委成立，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1941年调任南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张文彬)。1942年5月26日郭潜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对中共南委机关、广西地下党组织，造成巨大破坏。
谢育才的妻子王勖与儿子合影，可能拍摄于建国后。
1960年前后，王勖与长子谢继强(1941-1976)，在北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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