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人为抹黑毛泽东时代，撰写了一大批 “迫害体”文章，这些文章采取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等手法，肆意炮制“迫害冤案”，严重影响了党、国家和毛主席的形象，使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揭秘“迫害体”文章的惯用伎俩，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谈成就地位言辞浮夸
为突出迫害的危害性，“迫害体”文章常对被“迫害人”的成就肆意夸大、地位随意拔高，并冠以“大师、宗师、天才、皇帝、皇后、名家”等称号。如有人把束星北塑造成“被政治运动消耗的天才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但根据《真实的束星北与真实的新中国科技事业》、《打架斗殴、屡生事端：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等文章披露，束星北对物理学研究三心二意，缺乏一个顶尖科学家所应有的锲而不舍的专注精神，如曾到上海炒股1年，亏得血本无归；曾偷偷练习刺杀，准备从军；曾为1万多元的高薪，辞职到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工作1年，并被授予少将军衔；至于“中国雷达之父”说法纯属胡扯，因为民国时期从未成功研制雷达，而且主导研制的另有其人，束星北仅是配角而已；根据赵九章的说法，束星北虽在1953年后做过短暂的气象学研究，但并未取得像样的成绩；根据他的学生徐良英回忆，即便束星北1977年重新进行科研后，他对许多科研刊物也不感兴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不看科学刊物”、“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他的另一位学生李寿枬在《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文中也遗憾地指出，束星北对一些课题创造性的尝试“未能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中山大学物理系的关洪更是在《一部浮夸的科学家撰记》一文中指出：“束星北一辈子没有见过爱因斯坦，更谈不上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总之，束星北虽是物理学界的先贤，但终生没有获得留芳青史的重大成果，算不上物理界的领军人物，既不是“天才物理学家”，也不是“中国的爱因斯坦”。某些人把他捧上神坛，纯属政治原因。
二、谈迫害程度随意夸大
为突出迫害的残酷性、荒唐性，在“迫害体”文章的经年累月地鼓噪下，被“迫害”后打扫厕所的有束星北、童第周、吴宓、沈从文、黄万里、李长之、贾植芳、穆旦、杨绛、侯宝林、孙冶方、冰心、冯沅君、王大珩等30多人，叶企孙还曾做过“衣衫褴褛、步履艰难、踯躅街头的乞丐”，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看束星北的经历。束星北1958年10月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开除公职、管制劳动3年的处分，刑期自1958年10月14日至1961年10月13日，随后参与月子口水库建设，建成后于1960年底调入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每月发20元生活费（相当于学徒工工资），起初打扫教学楼卫生和清洗实验室、化验室的玻璃器皿，期间有可能打扫过厕所，但不久就担任教员，后来还参与维修脑电图机、X光机等设备。1962年5月开始在青岛医学院物理研究组工作，每月生活费由20元涨到82元，1965年撤消管制。1968年9月，青岛医学院革委会冻结了部分牛鬼蛇神的工资，束星北每月生活费由82元降为30元。1974年春节前，束星北从北镇分院调到位于青岛市的青岛医学院总院，1974年9月11日被摘掉“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1978年4月6日调任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这是束星北被“迫害”的大致经过，从中看出，他或许打扫过厕所，但时间较短，绝非像某些文章吹嘘的那样“1974年11月后不再打扫厕所”。
叶企孙于1968年6月到1969年11月因涉“熊大缜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为保障其基本生活，每月发放50元生活费。50元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因为当时物价便宜，所以仍能保障基本生活，根本不存在做乞丐的可能，更不会出现晚年因极度贫困向学生借钱买苹果的事，一些“迫害体”文章说他晚年“常常身穿一件破长衫，腰间系一根草绳，迎着西北风，仰天孤坐”，这既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污蔑，而且既然这些文章说叶企孙出狱后“自由受到限制”，又何来“常常在街道上踟蹰徘徊”呢？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对叶企孙做出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恢复每月350元的工资待遇，并在中关园为他分配一套一室一厅住房，叶企孙也请回照顾自己几十年的男护工，生活质量进一步得到保障。至于某些人回忆1975年夏见到叶企孙的“惨景”，纯属个人观感，因为如果一个月入350元的大学教授都活得如此悲催，那么全国平均月入55元的几千万工人阶级肯定是水深火热，但当时多数工人阶级的生活应该还算可以。
根据叶企孙学生戴念祖《一代宗师叶企孙的晚年》的回忆，1972年摘帽后，“戴念祖和陈美东每个礼拜都会去叶企孙家中求教”，“戴念祖的上门求教一直持续到1975年”，“1974年春节，我（指戴念祖）带着我的女儿去给叶老师拜年。他知道我大年初一会去看他，事先买了一大桶巧克力，拿饼干盒子装了，还给我买了大前门烟”。在1974年有巧克力和大前门香烟这些稀罕货，足见叶企孙的生活即便不富裕，但也绝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悲惨。
事实上，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像叶企孙、束星北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非常照顾。如1937年 8月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贴费，还委派1名警卫员”，1938年11月到达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的待遇是每月津贴 15元，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每月津贴15元，1940年1月到达延安的印尼籍华人医生毕道文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贴费 20元，并为他配备勤务员 1名、翻译 1名、马 l匹”，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仅是每月10元津贴费。建国后，许多人的待遇也很优厚，束星北到山东大学时拿的是全校最高的工资，物理系主任还将自己的好房子让给他住。而据叶企孙回忆，解放后他的工资有400多元，“文革前每月在家吃20顿饭，其余全是在外吃”，经常看戏看电影，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带头不吃肉，却依然给这些人特供牛奶，这才有了叶企孙给班上浮肿学生喝牛奶的故事。当然，披露这些信息不是为美化“迫害”，而是为还原历史真相，批驳柴静等人借叶企孙被迫害编造和传播谎言、发表煽动性言论的行为。
也有“迫害体”文章疑似虚构迫害。如因坚持“不奉马列为宗”而被捧为“学问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只因在1969年去世，便被树为被“迫害”的典型。事实上，陈寅恪1937年9月右眼失明，1944年12月左眼失明，1962年6月因摔倒骨折彻底失去行动能力。像这样一个双目失明、不能行动、身体孱弱的老人，不要说真地遭受“迫害”，即便照顾时稍有疏忽，恐怕也会遭遇不测。奇怪的是，尽管许多媒体说他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被迫害致死”，但他依然活到79岁，是五兄弟中最长寿的。
还有开国上将闫红彦，据说被陈伯达迫害致死。但根据钟期光等人的文章《闫红彦突发身亡之谜，是被此人逼迫心脏病发？》披露，闫红彦吃安眠药自杀的说法证据不足，受陈伯达逼迫而自杀的说法同样不能成立。按该文说法，闫红彦当时已被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送到某基地保护起来，逝世当晚曾与陈伯达通话并发生争吵，因性格刚烈、情绪激动在睡梦中突发心脏病逝世。有人说他逝世前曾写下 “害我者江青、陈伯达”的纸条，这种说法违反常理，纯属胡编乱造，因为如果闫红彦真有时间写纸条，那么为何不找医生救命呢？
某些媒体居心叵测地说张闻天 “流放肇庆”，而流放的本意是“将犯人放逐到边远地方”，这更是可耻的污蔑！张闻天的问题早在1969年10月就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他是根据战备需要由中央统一安排，与夫人和养女小倩一起疏散到肇庆的，这从侧面说明张闻天仍被视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因为当时被疏散到全国各地的还有毛泽东、林彪、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肇庆后，张闻天的组织、住房、生活、警卫、医疗等由肇庆军分区负责，每月有120元生活费，也可外出，只是为安全起见使用了化名并限制了外出频率，由于人地两生，生活上可能比较孤寂，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特殊时期，同时被疏散的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到地方后也是如此待遇。
中央其实并未忘记张闻天。1970年3月24日，毛主席在和其他人筹备四届人大时，专门指示张闻天、王稼祥等可以当选人大代表；1972年3月，张闻天到广州看病，广州军区保卫部长向他传达了周总理要他写一份“林彪与会理会议”的材料，他借机向中央写了封信；毛主席接信后于1972年6月批示从5月起恢复张闻天工资待遇，并补发以前工资；1973年9月，主席批示可让张闻天夫妇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可惜该指示未能及时传达；1974年1月19日，周总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落实主席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974年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通知恢复张闻天夫妇的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可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调查研究工作；1974年2月21日，张闻天夫妇编入肇庆市委办公室党小组，组织关系转到市委，但住房、生活、警卫、医疗等仍由肇庆军分区负责；1974年的3、4月间，张闻天参观了10多个单位；1975年4月，由儿子陪同参观了广交会；1975年8月和夫人刘英、养女小倩、厨师黄天祥等离开肇庆定居江苏无锡。可见，张闻天流放肇庆的说法严重失实、用心险恶，因为他并非犯人，而且在肇庆期间得到了党、政府、军队的关心，与流放有本质区别。
张闻天到无锡后同样受到优待。他于1975年9月1日住进汤巷45号，有警卫、医生、护士、厨师，还有文章说他配有秘书。对自己的待遇，他坦诚“我比普通居民已优越得多了”、“目前的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嘛!” 1975年冬，无锡市为防止张闻天因木屑炉取暖引发肺病，安排他移居到新生路7号招待所，这是无锡市仅有的两三处有暖气设备的房子，1976年3月他还与夫人、警卫人员、医护人员到无锡鼋头渚游玩，即便1976年7月1日下午因突发疾病逝世前，也得到了及时救治。
三、谈迫害原因不清不楚
“迫害体”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谈迫害原因或不清不楚，或张冠李戴，或隐匿关键信息，致使许多人误读历史。
叶企孙被包装成“不问政治、不问宗教”的科学家，一度让人觉得他被“迫害”匪夷所思，但实际上他并未远离政治。叶企孙出生于上海名门望族和官宦世家，祖父靠镇压太平军起家，是满清五品官员,为清政府办理过海运；父亲叶景文早年中举，又留学日本，后任清华学堂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并与辛亥革命后掌握上海实权的名流姚字让、李平书联姻；哥哥叶鸿绩曾任江苏省民政厅官员、第一届国会秘书、上海电话局长、青岛电话局长等职，属民国高官，姐夫也多是高官巨富，叶企孙自然要受到家庭影响介入政治，如他长期与蒋介石心腹、国民党特务头子、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20位的战犯朱家骅关系密切，1941年9月至1943年8月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当时中国科学界的实际领导；抗战初期曾与驻守天津的国民党特务王崇喜等人联系频繁；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亲信，担任过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等职务，长期是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是货真价实的民国高官；曾于1939年1月在《今日评论》发文支持蒋介石，盛赞抗日救国军；解放后，1949年5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1950年高校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中，声称 “高校教育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共产主义我赞成，最恨的是很多材料不让人看”“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并批评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太过分，因出格言论被批判为“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他是继续梅贻琦的传统”，1951年4月被免去行政职务，1952年月10月随清华物理系调到北京大学，虽然相比以前的高官厚禄低调了许多，但仍当选第一、二 、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于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
束星北同样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他曾被蒋介石接见，还收到蒋介石赠送的手枪；1945年从国防二厅回浙大教书后，一些言论特别出格，如称赞戴笠为“爱国志士”，集会时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口号，污蔑共产党是“吴三桂”等。解放后，拒绝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与1名曾任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学生频繁联络，家中藏有无线电设备。到山东大学后，公开宣称不接受马列主义，说办大学应以“自然科学为第一”，反对“马列主义第一”的说法；声称唯物辩证法骗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污蔑山东大学党委是法西斯，公开否定和破坏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组织小团体打击物理系主任郭贻诚，妄图夺取物理系领导权，对校长、副校长也出言不损，仅半年就遭山大物理系驱逐，后在原浙江大学校长、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帮助下，被迫转入气象学研究。陈毅闻讯后，曾托人带话“你回去跟这位束大人捎个话，就说是我说的。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骂共产党了，共产党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虽然陈毅如此表态，但在竺可桢斡旋下，曾多次出面帮束星北摆脱困境。
女人通常给人以柔弱的印象，为此，“迫害体”文章常拿女演员说事，可谈及她们被迫害的原因，通常笼统地说“莫须有”“心地单纯”“性格直爽”“因言获罪”“因给领导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等，如此模糊化处理，旨在凸显“迫害”的荒唐性，让人更加反感毛泽东时代。可惜真相往往大相径庭，因为许多女演员受到旧社会和演艺圈不良风气影响，有过“贪财好色、过河拆桥、行为乖张、生活西化、抽烟吸毒、婚内出轨”等行为，如有的因男女作风问题被禁演5年；有的因在拍电影时毒瘾发作，产生幻觉辱骂领导、大闹现场被冷落多年，并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遭批斗；有的为在1957年“反右”中过关，不惜离婚并与大自己10多岁的领导结婚，随后又出轨小白脸，遭丈夫忌恨和群众议论；有的因盛气凌人、颐指气使、高高在上被群众唾骂；还有的因介入官场内斗被打击报复。他们被“迫害”，绝非“心地单纯、因言获罪”那么简单，可惜这些关键信息往往因为要维护当事人的形象，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隐匿。
有的“迫害体”文章在叙事时随意取舍，显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无情。如某党报发文《张伯苓的最后岁月》为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未能如愿参加1950年10月17日的校庆鸣不平。实际上，张伯苓不仅是大学校长，还是长期活跃在政坛的党政要员。他1932 年 2 月任北平国难会议会员，1936年2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禁烟委员会总会委员，1936年6 月任民国政府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1963年12 月 20 日在“西安事变”后曾发表声明“希望立即恢复蒋介石自由”；1938年6月任国民党参政会副议长，且是唯一的副议长，类似当下的副国级干部；1938 年 7 月出席三青团成立大会，1939 年 9 月出席三青团中央监察会成立大会,并被蒋介石选派为监察,不久提拔为常务监察，1941年11月任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194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张伯苓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办教育是为国，我入党也是为国。为怎样的国家呢？是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 1944年1月1日，被蒋介石授予一等景星勋章，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六大”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6月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跻身正国职干部。他虽然没有在1949年11月追随蒋介石赴台，并表示“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但直到1950年10月整整1年时间，都未曾像傅作义、程潜、卢汉等人那样发表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声明。而南开大学校庆时，正值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连连得手，国内外敌对势力尤其是敌特分子蠢蠢欲动，此时让张伯苓参加校庆既不利于人身安全，又会在政治上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当时“不让张伯苓参加校庆”的决定并无不妥，后世不该为此大做文章。（20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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