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一个乌托邦的浮沉
——一份个人与政治关系演变史
在历史上，爱情乌托邦产生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也反过来对现实发生相当的影响，于是爱情这个主题就无可避免地与政治发生了联系。这就提供了一个从爱情的角度入手，梳理一下政治变迁，或者说个人与政治的关系的演变史。
把爱情与乌托邦简单地挂起钩来，并不妥当。爱情，在人的七情六欲中终归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它是存在的，也是美好的，与乌托邦无关。可以称作乌托邦的，是浪漫化的爱情，即在各类文艺作品中被反复描写的、拔高了的爱情。
在历史上，爱情乌托邦产生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也反过来对现实发生相当的影响，于是爱情这个主题就无可避免地与政治发生了联系。这就提供了一个从爱情的角度入手，梳理一下政治变迁，或者说个人与政治的关系的演变史。
爱情何以被神圣化
爱情，《新华字典》给出的释义是，“男女间互相爱慕的感情”。这个解释其实已经落伍了，因为这种感情也存在男与男之间和女与女之间。随着时代的推进，这越来越难以回避了。
这个过时而又简单的定义清楚地暗示了这种被称作“爱情”的人的情感与性相关。相关不意味着等同，但意味着纠缠不清，难以严格地区分开来。如果没有原始的生物性本能，这种特殊的感情能否成立，很难说;同时，一个人只要有过青春时期情窦初开的经历，也不难理解这种爱慕之情与生物性本能并不是一回事儿。人的生物性本能是自然的，无所谓高尚与卑下。爱情既然与之紧密关联，那么也就高尚不到哪去。爱情其实缺乏是乌托邦化的基础的，此原因之一。
爱情指向婚姻和家庭。婚姻有幸福的和不幸的，家庭有和谐的和不和谐的，这取决于夫妻之间是否有爱情以及爱的多寡，情投意合的程度高，则幸福和谐的程度高，反之亦然。可是，家庭是—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还会是—个经济单位，夫妻之间最要紧的还是“过日子”而不是其他。“过日子”是最世俗不过的事了。爱情缺乏乌托邦化的基础，此原因之二。
爱情无法彻底脱离开理性算计，即便浪漫化的爱情也是一样。所谓浪漫化的爱情，无非是双方能够抛开门第、财产等可以直接货币化的条件的考量走到一起的感情故事，但那些可以被忽视的因素是需要其他因素弥补的。浪漫化的爱情模板其实很单一，要么才子佳人型，根本“不差钱”;要么王子灰姑娘型，灰姑娘虽然卑微贫穷，但长得漂亮。李银河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和王小波一起后才知道，原来长得丑的人也可以有爱情。此语听起来残酷，却也真实。爱情，终归是现实的。爱情缺乏乌托邦化的基础，此原因之三。
爱情是激情化的，故而短暂，热恋期不会持续太久，热恋过后要么归于平淡，要么结束。这与爱情神话许诺的天长地久、生死不渝相背离。如果把爱情本身当做追求，那么必然导致从一段恋爱走向另一段恋爱，这又与爱情神话许诺的唯一对应性产生尖锐的矛盾。爱情缺乏乌托邦化的基础，此原因之四。
但在现实中，人，尤其是女性，在心理上存在着对形而上的情感的需求，即便得不到，遥望一下也好，这是乌托邦式爱情的社会基础。所以，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里都不缺乏浪漫的爱情故事。
纵然梁祝一类的浪漫爱情故事从不缺乏，但爱情始终没能在传统社会赢得一席之地，爱情不是婚姻选择的基础，甚至不足以构成众多理由中的一个。婚姻是家族的事，而不是个人的事，婚配选择的权利牢牢地掌握在父母手中，门当户对是重要，夫妻往往在洞房花烛之际才第一次相见，是否合适全看运气。当然，这种类型的婚姻并非一定与爱情相排斥，不少人也会在长时间相濡以沫的生活中产生浓厚的感情，举案齐眉的情况也不少;但夫妻间没有感情是常态，费孝通就观察到，中国传统家庭缺乏沟通，男人想说话了，就跑到村头蹲在大树底下跟别的男人神侃。
爱情乌托邦被大规模地构建，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现象。当传统社会遭遇现代转型，潜藏着的反抗的动能被激发了出来，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上层社会的青年针对包办婚姻的抗争。对受到新思想、新文化洗礼的青年而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对“吃人的礼教”的最真切体验，走出家庭、自主选择婚恋对象则成了进步和革命的象征，也往往意味着迈向革命之路的关键一步。
对压迫进行控诉的欲望和树立基于个人自主选择的爱情相对于传统婚姻模式的权威的诉求交织在一起，促成了文艺领域对爱情进行浪漫化的浪潮。在文化革命和现实斗争的共同作用下，爱情的神圣地位被确立起来，成为婚姻选择的最高理由，顽固的老一辈不得不让出了对子女婚姻选择权的控制。
有趣的是，被现代政治建构出来的爱情在表述上不得不采取前现代的策略，包括大量借鉴迷信的说法，比如月老牵线说、源自亚当夏娃的互为另一半说、缘分说，等等。总之，爱情得是没有来由的，需要理由的爱情便不是真爱。这是因为，不如此便不能使原本现实的爱情显得具有超越性。典型的如《大话西游》里紫霞的说法，“这段姻缘是上天定的，你说大不大?”以及菩提的精彩一问，“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革命时代的爱情
追求个人对婚恋的自主权是催生革命的一个原因，但当革命的激情走向革命的行动，这部分自主权就要再次受到约束。
革命是弱者力图建立新秩序的反抗行动，弱者的反抗要想取得成功，首要的是通过协调一致的步调集中力量对敌人进行打击，这就需要以革命队伍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为保障。革命的价值观必定得是集体主义的，爱情无论如何是个人层面的事情，脱离不了个人主义的框架，与革命的目标难以避免会存在冲突。如果冲突凸显，个人主义是必须要让位于集体主义的。在革命队伍里，婚恋是个人的事，也是组织的事，著名的“二五八团”的规定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规定的具体意思是，只有同时满足年龄在25岁以上、8年以上党龄或军龄、团级以上职务的条件，才可以经组织批评恋爱结婚。
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乌托邦化的爱情在一开始助长了革命的势头，但革命的实践恰恰消解了爱情乌托邦。从理论上，革命是反对迷信的，所以天造地设说不能被接受，爱情的基础被转换为志同道合。但政治是在持续变动中的，人的政治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志与道可以是走到一起的原因，也可以是分道扬镳的理由，爱情的神秘性就没有了。在这里，政治大体上替代了传统婚姻模式中的门第与财富的作用。
在实践上，革命是社会的重新洗牌，是以平等为取向的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如果将性别问题也纳入资源分配的视角，那么“性资源”的分配也必然要求平等。有人为每晚翻牌子烦恼，有人一辈子打光棍，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稳定的。如果说出身旧的上层社会的青年们对包办婚姻的反抗是革命的推动力之一，那么底层男青年讨老婆的愿望又何尝不是呢?所以，革命时代的理性抉择是执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禁止“成功人士”以爱情的名义“多吃多占”的行为。
爱情的乌托邦化与去乌托邦化这两种取向在实践中是经过拉锯的。从1949年~1953年，政府曾鼓励离婚，理由是破除过去的包办婚姻对人的压迫;但1954年开始到1979年又采取另一种取向的政策，即限制离婚。1954年的转向大概是因为现实中发生了太多与价值取向不一致的行为，即一些干部在革命胜利后热衷于“换装”，休掉原配，以追求真爱的名义再觅新欢。在电视剧《亮剑》中，那个不得不给首长介绍对象的医院政委感慨：这些老革命啊，打了半辈子资产阶级，到头来还是喜欢小布尔乔亚的女学生。而自己娶了“白富美”的李云龙则痛斥老战友们的“换装”行为，大意是：嘴上说没感情，怎么没耽误上炕?娃都生了一炕了，现在又开始要爱情了，是什么意思?
在婚恋中，不光爱情重要，责任也很重要。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鼓吹自由恋爱，但他跟父母选择的大字不识、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妻子过了一辈子，这种理念和行动的分裂，不但不可鄙，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于是，在革命的时代，旧道德在婚恋领域大规模复兴，在自主选择权受到尊重的前提下，“从一而终”在思想和行为方面都是普遍现象。婚姻最大程度地回归了“过日子”的本质，家庭更多的是生产单位—既是经济生产单位，也是劳动力生产单位—而不是感情单位。
回望革命时代的爱情，人们最大的诟病是，那时的文艺作品几乎取消了人的七情六欲，把人塑造成了革命机器，爱与性的话题成为禁忌，在公共空间里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其实，这正可以说明爱情乌托邦的虚妄和无用。情爱在表达上的禁忌和人口大爆炸在时间上重合的事实，就说明了一切。
市场时代的爱情
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幅漫画，至今还留在我的印象中：有人问一个“万元户”是怎么成为“万元户”的，答曰，有两个闺女，每个出嫁时要了五千元的彩礼。那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这一历史的遗迹除了说明通货膨胀有多严重之外，还说明两个问题：一、当时婚恋领域的国家干预还在，即通过宣传，反对买卖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二、在市场机制刚刚兴起的时候，婚恋领域就已经喜迎市场规则的回归了。
几年前，在结婚和离婚时需要提供工作单位或居委会开具的证明的规定被取消，表示国家已经近乎彻底地从个人婚恋领域退出，留给个人全权做主。集体主义消亡了，个人主义抬头，但抬头的不是西方政治哲学意义的个人主义，而是与市场规则直接对接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在市场经济摧枯拉朽，把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市场社会的过程中，婚恋领域近乎全盘市场化了，其速度和彻底性要甚于其他领域。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买卖婚姻，而是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是不能买卖的。传统婚姻模式固然具有买卖属性，上层通过联姻维持社会地位，下层则通过童养媳、换亲、娃娃亲等方式确保家庭的延续，但买卖一般止于结婚的那一刻，婚后就会进入相濡以沫共同经营家庭的轨道。但如今，买卖关系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直至婚恋生活的每个细节，比如AA制家庭的出现，更不要说长期包养关系了。婚恋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推动的，但也反过来支撑了市场经济，结婚必须买房这一不成文的社会制度以及有几套房子就可以有几房妻妾的调侃都可以说明婚恋机制是如何支撑了房地产市场的。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爱情不构成一个自足的领域，它需要有所附丽，这个道理鲁迅在百年前用一个短篇小说(《伤逝》)就说清楚了;但爱情毕竟不是可以直接买卖的东西，一旦买卖，爱情就不再是爱情。
可笑的是，市场一边绞杀着现实世界的爱情，却又一边玩命地重建爱情乌托邦。从琼瑶剧到《还珠格格》再到《何以笙箫默》，荧屏上充斥着那种混杂着迷信、玄幻和一丝理想主义的爱情哲学。缺啥补啥，正因为爱情稀缺，芸芸众生才需要浪漫化的爱情故事作为精神鸦片来吸食。爱情乌托邦高耸的地方，正是爱情的荒冢。
那些在爱情市场上活跃的买家与卖家比普通人更加需要这种精神鸦片，因为他们需要将买卖关系裹上爱情的包装。一个“反鸡汤”的段子将这种爱情的营销机制的荒谬机理诙谐、深刻地展示了出来：“坏女人爱有钱的男人，好女人爱男人因为有钱而产生的自信和优雅。”
在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天的时代，爱情是朴实无华的;在世俗入骨的时代，爱情却俨然成了理想主义的最后实验场。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有一个关于婚姻与爱情的论述，也许过于苛刻和理想化，但在今天的环境下重温，就显得特别有意义：“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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