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创作数量不多，在他逝世前亲自审定发表的共39首。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共收录诗词74首。这些诗词，给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文化瑰宝。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大多在马背上吟成，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我们学习毛泽东诗词，就是要不断从中汲取艺术滋养和宝贵的精神力量。
一、汲取壮志凌云、勇于奋斗的精神力量
古人云：诗以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925年，毛泽东同志填写《沁园春·长沙》一词。从1911年春天到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连续生活了7年多，之后又断断续续生活了3年多。长沙给他留下诸多回忆，学业的、信仰的、革命的、工作的、家庭的，有很多是涉及人生重大内容的经历。在长沙，他完成了思想信仰的选择，也完成了人生道路的选择。这首以《长沙》为题的词，就是描写他在长沙的生活经历。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中的一个“寒”字，映射出他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当时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山河破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8月末9月初本是正值金秋的长沙，却让他心生寒意。尽管诗人忧思万千，但在他的笔下，长沙的山水仍然尽显生机，“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诗人在词中高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追问。他在问，在当时军阀统治的混乱局面下，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词中“百侣”、“同学少年”都是指在湖南一师的那些革命好友。毛泽东同志多次说，一师是个好学校。在湖南一师他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开始有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萌生了改造社会的理想。正是有着如此的收获和成长，诗人才吟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样气概非凡的词章。
正因为毛泽东同志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壮志凌云，才会叩问：谁主沉浮？正因为他有着改变中国命运的奋斗精神，才有中流击水、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豪情万丈。可以说，为了理想勇于奋斗是毛泽东同志从年轻时就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底色。他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就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所以，从《沁园春·长沙》中，可以读懂毛泽东同志壮志凌云、勇于奋斗的精神内涵，准确理解他奋斗的价值取向，从而不断汲取他的精神伟力。
二、汲取意志坚定、不畏艰险的精神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这个月，毛泽东同志诗思泉涌，接连创作了两首诗——《七律·长征》和《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填了两首词——《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党和红军已经越过千难万险，走出失败，走向胜利。于是，他用诗笔讴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屈指行程二万”、“大军纵横驰奔”的不畏艰险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收获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胜利成果，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正确道路。于是他用诗笔讴歌“三军过后尽开颜”、“红旗漫卷西风”的胜利场景。
三军过后尽开颜，从红军的角度讲，是因为经历了危难后获取的胜利更是弥足珍贵，令人欣喜。从诗人的角度讲，是因为在经历了长时间其思想主张不被党内领导层同志接受甚至被批判的痛苦磨炼后，终于被同志们所接受并取得胜利，令他无比振奋。
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没有当选，因为他的军队建设思想主张不能被党内一些同志理解并接受。会后，毛泽东同志病倒了，得了很重的疟疾。1929年10月11日，是农历重阳节，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同志登高望远，触景生情，填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诗人虽然经历了重病的折磨、不被同志理解的苦闷，但仍旧信心满满，赞叹“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
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受中央指派，去地方做政府工作。这期间，他又病了一场。1933年5月，没有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同志，在狂风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又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这首词传递的依然是意志坚定、一心要上战场的迫切心情。
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同志能够直接参与军事决策，他的正确主张终于被战友们接受了，现在又取得长征胜利，因此才会尽情讴歌红军战士“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定意志，才会不断叩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尤其是《念奴娇·昆仑》这首词，毛泽东同志自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诗人在词中借批判昆仑山“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讽刺在旧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根本无法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些词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点出了要把帝国主义打得粉碎的明确目标。“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两句，传达的是坚定信心：全天下都会像我们所追求的，那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帝国主义必然失败。这些诗词，体现的是毛泽东同志要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气概，反映的是毛泽东同志经历磨炼后更加意志坚定、不畏艰险的精神追求。
三、汲取改天换地、为民解忧的精神力量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第一首诗，抒写了诗人对受血吸虫病危害的人民的关切之情。1953年9月27日，毛泽东同志给沈钧儒写回信时就强调，“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他亲自视察血吸虫疫区，目睹百姓痛苦，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报道。次日，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37周年，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考察，“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这首连体七律。
第二首诗，赞美人民意气风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把瘟神赶跑了。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赞美社会主义国家气象更新，中国的6亿人民人人都是舜尧那样的圣人、能人。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赞美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都行动起来，都在进行改天换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于是瘟神无处可逃，只能逃离人间。所以人民“纸船明烛照天烧”，把瘟神送走了。
从《七律二首·送瘟神》可以鲜明读出毛泽东同志的人民立场。第一首，心系人民，为血吸虫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忧心忡忡。第二首，歌颂人民，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充分肯定人民的力量。就如毛泽东同志在诗的后记里阐释的：“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在这两首诗中，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始终贯穿其中。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命运、国家面貌，可他笔下歌颂的，却始终是亿万人民。这位旷世伟人改天换地、为民解忧的人民情怀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四、汲取铁骨情深、英雄有泪的精神力量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逝世。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颐年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听取聂荣臻同志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开会前，毛泽东同志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默哀后，他说：“这个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几天后，毛泽东同志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表达对罗荣桓同志过早逝世的异常悲痛和惋惜。毛泽东同志倚重罗荣桓同志，是因为他的原则性强。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回忆：“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所以，诗中“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是诗人的浩然一叹，亦哭亦悼，情真意切。
1957年2月7日，杨开慧的同窗好友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同志索要他曾经写给杨开慧的旧作《虞美人·枕上》，并附上她1933年因怀念丈夫柳直荀烈士而写的一阕《菩萨蛮·惊梦》。在接到李淑一信之后，5月11日，毛泽东同志给李淑一回信：“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首《游仙》后来出版时改定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表达的是对战友柳直荀和亲人杨开慧深深的追忆惋惜之情。词中“骄杨”一词，情深意长。关于何谓骄，章士钊先生在他的《杨怀中别传》中写道，毛公填词，有“我失骄杨”句，吾乃请益毛公，何谓骄？公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诗人在想象的世界里，深情地给亲人和战友安排了好的去处——天的最高处。人间巨变，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惊天动地，被月宫中的居留者听到看到了，英烈的理想实现了，于是喜极而泣，“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泪，是英烈的，也是诗人思念亲人和战友的泪。
五、汲取迎难而上、善于斗争的精神力量
1965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填了《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主题内容是针对国际形势的。1956年，发生了影响世界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这些事件打断了一度出现的国际缓和趋势。主导世界冷战格局的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时而紧张时而又有所缓和的阶段。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亚、非、拉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不断壮大，旧的殖民体系行将崩溃。此时，美国和苏联极力插手这些地区的事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一时期，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同美国、苏联进行斗争，逐渐处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地位。
面对国外各种势力的重重重压，毛泽东同志主张绝不退缩。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与马来西亚领导人谈话时提出：可不可能美国和苏联共同对中国开战呢？他们看到用和平方法对付不了中国，可不可能试图用战争方法来消灭我们呢？我们对这一点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苏合作，再加上印度、日本、菲律宾、南朝鲜、蒋介石一起来，我们也是做了准备的。毛泽东同志在做好迎难而上准备的同时，提出斗争的原则：“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这是毛泽东同志善于斗争的精神体现。他经常讲，斗争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填了这首词，用古典诗词讨论国际关系：借赞美有远大理想、迎难而上的鲲鹏，赞美有远大理想迎难而上的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借讽刺鸟儿的狭隘自私、自欺欺人，批判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并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你们瞎折腾的日子迟早会结束的，“试看天地翻覆”。
在词中，作者用“不须放屁”这样的大俗大白之语填词，酣畅淋漓地描摹：志向高远、迎难而上的“鲲鹏”对自欺欺人、胆小狭隘的鸟儿的喋喋不休实在听不下去了，所以打断话头，当头棒喝。这种以俗对俗、以粗对粗的表达，实际是毛泽东同志向来主张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斗争艺术在这首词中的体现。从大俗大白的词句中，读者淋漓尽致地感受到诗人迎难而上、善于斗争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 | 来源：《党建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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