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英：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作用机理及时代涵育-品论天涯网

崔海英：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作用机理及时代涵育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和历史使命，不仅需要有形的经济条件支撑和政治制度保障，还需要无形的文化基因滋养。作为具有极强稳定性、传承性和进化性的精神存在，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集体生存智慧、深层价值取向、独特精神信仰等丰富积淀的抽象表达，蕴含着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遗传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文化根脉和精神源泉。因此，探赜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作用机理及时代涵育，对于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

　　文化基因是人类社会历史底蕴积淀、理论精华浸润和实践进程淬砺的鲜活精神因子。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构筑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既饱含历史温度，昭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情怀，又深蕴理论厚度，镌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更标识实践广度，见证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共同作用的文化结晶。

　　1.历史逻辑：积淀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

　　“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饱经历史陶炼而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源头活水。

　　追溯中华文明的摇篮期，华夏先民在征服、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较早认识到个人垄断财富的局限性，形成初显共同富裕意蕴的天道均平思想，从中可觅得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潜滋暗长的历史痕迹。人文始祖伏羲发明创造易卦符号，《易》之首卦的“乾”及乾之“四德”均蕴含着分享财富的劝诫，后世《周易》中“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等关于共同富裕的智慧表达，彰明天道均平之大义。神农炎帝与民同甘共苦，追求天下万民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治世之道，史称“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轩辕黄帝致力于施惠四方，在部落的交流与融合中推动财富共享，开辟“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的共富共享之境。可见，天道均平思想是中华民族质朴的古老理想，华夏先民意图凭借原始部落式“共富”组成利益纽带，以共同体形式对抗神秘的自然力量，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稍显粗糙甚至简陋，但这促使人民共同富裕意识觉醒并逐渐萌发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

　　原始社会解体后，阶级对立日益显著，独占财富、垄断财富的观念始行，略显雏形的财富共享之路訇然断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注意到社会贫富贵贱差别愈益悬殊，因而产生诸多包蕴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治国理政新主张。晏子主张“薄于身而厚于民”“权有无，均贫富”；管子将“贫富之不齐”视为国家“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的根源，认为君王治世的最高境界应是“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老子倡导“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道家哲思；孔子发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警示和忠言，推崇“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墨子提出“有财者勉以分人”的建言。历经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消灭差别、追求均平、渴望公正的文化传统不断承继与发扬。此后，韩非“论其税赋以均贫富”的制度设计、李觏“平土均田”的改良举措、张载“井地治天下”的治理方案、王安石“抑豪强、伸贫弱”的变法之策、王夫之“均天下”的治国方略，乃至孙中山“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的革命理想等等，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共同富裕价值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浓郁情愫和集体心态，隐现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历史“在场”。

　　2.理论逻辑：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质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进程中，其人民性、开放性和先进性特质成为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理论滋养。

　　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质。独占生产资料是资本家得以占有剩余劳动、攫取剩余价值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富裕遵从私人利润最大化逻辑的狭隘性，提出应改造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进而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消灭私有制、消除贫困，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人民性作为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价值准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奋斗目标，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性成为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发展的价值引领。

　　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质。贫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理论原点，在强烈的问题意识推动下，马克思关注林木盗窃法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问题，发现自我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分析方法难以解决“物质利益难题”，继而转向批判政治国家和考察市民社会，逐渐形成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克服现代社会贫困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日益生发为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审视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和推进路径，破除同步富裕、均等富裕、物质富裕等片面观念，创设先后富裕、差别富裕、精神富裕等更具包容性和生命力的全新理念，使之不断适应理论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和实践推进面临的新挑战，开放性成为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发展的重要推力。

　　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特质。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从物质生活状况出发，强调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应“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从而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找到“物质第一性”的立足基点，推动以往种种关于共同富裕的设想走出狭窄虚幻的“乌托邦”。这一理性思考充分认识到社会生产力作为客观的物质力量，决定着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开辟共同富裕由空想走向科学的通途大道，彰显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特质。中国共产党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以快速发展的物质生产力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党的先进性赋予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发展的强劲内驱力。

　　3.实践逻辑：淬砺于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的奋斗征程

　　文化源于实践，是实践的集中反映。共同富裕文化基因锻铸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党带领人民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辛探索，是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日益焕发生机活力的实践之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抓手，开启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面对广大农民“日趋穷困和痛苦”的时局，毛泽东指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主要革命力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依据不同革命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党先后制定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兴国县土地法》、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各有侧重地实施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进行共同富裕的土地制度初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共同富裕铺平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明确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党强调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提出“由于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还很落后，我国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我们必须用一定的速度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党还认为，应帮助工商业资本家“认识国家富强对他们的好处，引导他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成更大范围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时期，党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施计划经济等手段，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奠定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中，深入求索共同富裕之道。1985年，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又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到社会主义本质的跨越，既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党在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重新审视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内在关联的逻辑使然。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江泽民、胡锦涛都将共同富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分别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论深化中，赋予共同富裕深刻意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实现路径等新阐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主张以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先试探索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循序渐进地缩小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至合理区间，在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的高质量发展中分阶段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总体而论，从创设土地制度起步，到确立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再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然后到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为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以坚实有力的生动实践印鉴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来路。

二、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作用机理

　　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体，需要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精神滋养，反过来，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也需要借助于中国共产党这个载体发挥作用。具体来看，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以融通党的性质宗旨、融汇党的初心使命、融贯党的精神谱系为进路，发挥引领前进方向、夯实价值坐标、提振内生动力的作用。

　　1.融通党的性质宗旨，引领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经成立就始终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同富裕文化基因融通于党的性质宗旨，深刻体现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的本质内核，引领党推动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

　　从党的性质上看，诚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同富裕文化基因高度关联党的先锋队性质，确保党在感知和判断共同富裕道路的发展方向时始终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比如，通过陕甘宁边区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建设的有益探索，毛泽东指出，经过合作社形式逐渐走向集体化道路，“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这一政治结论完全符合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先锋队性质，旨在以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帮助劳动群众从分散的个体生产走上高度集体化、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富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明确指出，物质富裕和文化昌明的生活“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这表明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握国家政权后，共同富裕文化基因逐渐融入党发展经济、治理社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引导着党对共同富裕道路的认知和理解。就此而论，彰显先进性的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成为蕴含并体现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规范性原则，形塑着不同时期共同富裕道路的制度偏好与政策倾向。

　　从党的宗旨上看，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确立时起，就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深处，是践行党的宗旨的隐性价值，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引领前进方向。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属性及其变革实践为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致力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艰辛探索，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按劳分配基本原则，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然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发挥初次、再次、三次分配作用等方式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尽管不同时期的分配制度有所差异，但由于内隐的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党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分配制度的理念思维与实践旨趣，推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党的宗旨相适应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支撑。由此，深蕴人民性底色的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作为融通党的宗旨的精神凝结，成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标尺，在废除剥削、改变人民被动分配地位、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进程中发挥方向导引的功能。推而言之，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与贯彻党的宗旨的全部实践活动相伴相生，以满足人民利益要求的价值表达和意义建构，在引领前进方向上发挥“定海神针”之效。

　　2.融汇党的初心使命，夯实价值坐标

　　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是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赓续发扬的精神文化，能够在党的初心使命代际传承的深度交融中，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深层价值坐标。

　　从确立之源来看，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发轫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党的初心使命所关切的价值旨归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一是要大力发展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造出更为丰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充分体现出“富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确切意涵；二是要克服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弊端，“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要让所有人“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深刻揭示出“共同”作为最大公约数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求的本真意蕴。因此，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天然地内嵌于党的初心使命中，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在直面近代以来国弱民穷、贫富悬殊的社会境况下，继承与延续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共同富裕的先天禀赋，毅然地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坚定地把共同富裕写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上，明确共同富裕的价值原点。

　　从践履之途来看，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凝结于建党以来推动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与党的初心使命薪火相传同频共振。建党初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体察少数资本家永久保有大量财富、大多数人民劳苦终日的不平等现象，“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确保“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等关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早期设想由此萌生，凸显出共同富裕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题中之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初心使命的身体力行中不断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解，从毛泽东提出“走向更富更强”的制度和计划，“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到邓小平创造性地进行“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的理性省思，诠释“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又到江泽民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目标，强调“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再到胡锦涛指出，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然后到习近平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反复重申“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文化演进的眼光观之，历久弥新的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与代代相传的初心使命相互印证、相互融汇，不因时代更迭遽然中断，也不因场域变化相互割裂，犹如筋脉般展现和赓续中国共产党齐心归聚、精神相依的价值认同纽带，维系公平正义等关乎共同富裕的价值准则。

　　3.融贯党的精神谱系，提振内生动力

　　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深刻反映党改造客观世界的锐意进取精神及自信自强特质，其精神风貌渐次融贯于党的精神谱系中，以具有鲜明文化辨识度的精神标识，提振党领导人民勇立时代潮头的内生动力。

　　共同富裕文化基因融贯于党的精神谱系源流汇聚的历史脉络。在“源”的追溯上，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生机勃发与伟大建党精神源出一脉。从党的一大明确提出消灭阶级差别、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反映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即以显性印记的形式镌刻于伟大建党精神“发源地”，赋予共产党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魄力和革命勇气，推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整体形成，最终成为党的精神谱系原初内核的重要构成。在“流”的发展上，建党以来的历史长河中奔涌出层出不穷、强健有力的精神之潮，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以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鲜明品格，潜隐于以具体地名、事件、会议或活动等命名的各种精神之中，推动绘制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始基、以砥砺奋斗为主线、随时代变革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精神图谱，为构建党的精神谱系提供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丰厚滋养，成为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共同富裕之路的精神支柱。

　　共同富裕文化基因融贯于党的精神谱系知行合一的时代哲学。在“知”的理解上，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党的精神谱系海纳百川，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显现为不同的精神样态。比如，就时空场域而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显现为改革开放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显现为脱贫攻坚精神。就功能领域而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在经济领域直接显现为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企业家精神等，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间接显现为延安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等。在时空场域与功能领域的交织叠加下，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形成以改革开放为主场、以经济领域为重点、以扶贫攻坚为典型的立体图谱，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深厚、强大和持久的精神滋养。在“行”的体悟上，共同富裕文化基因融贯于党的精神谱系的主要途径在于实践，即运用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的实践方式凸显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作用机理，在认知的引导性作用和行为的规范性功能上具有独特的形塑效果。比如，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作为凝结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代表，其形成、发展和完善既塑造着人民群众奋斗脱贫、实干增收、勤劳致富的集体认知，又转化为人民群众个体的奋斗力量，彰显出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开新致远的精髓所在。

三、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时代涵育

　　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是一个内涵淹博、辐射广阔的理论话题，需要通过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的有机结合，透彻梳理其内生逻辑和作用机理。与此同时，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也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需要立足其稳定性、传承性和进化性，实现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时代涵育，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价值依托、凝聚磅礴力量。

　　1.立足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巩固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内涵不尽相同，但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精神却展现出跨越时空的高度稳定性，历经千余年来志士仁人的传承与发扬，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及思想观念的不变基因。相应地，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时代涵育要从稳定性出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主体地位相结合，巩固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重视思想引领，明晰共同富裕的文化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最大优势，“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须在坚定维护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把党的政治优势不断转化为分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文化行动纲领，创新价值引领、思想引导、方向指引的方式方法。既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文化领导权，批驳“劫富济贫”“共同贫穷”等错误社会思潮，推动共同富裕的文化引领原则与勾连集体记忆、塑造共同理想等方式深度融合，促进共同富裕在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方面的舆论引导与价值重构；也要依据新时代文化建设目标，分类别、分层次地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将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新增收、创业致富等元素和标识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外在形式的共同富裕文化符号渐次延展和升华为内在精神的自觉体认，形成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浓厚文化氛围。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增强刚性约束，夯实共同富裕的文化保障。恩格斯指出，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后，“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社会财富生产、分配和管理。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将共同富裕融入政策制度体系之中，重视“中国之制”对于推动共同富裕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作用，改进和完善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中国之治”。既要依据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科学审视制度空缺、制度失效、制度滞后等问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系统性制度体系，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性政策配套，涵养“中国之制”视阈下做大分好“蛋糕”的制度文化；也要激发驱动文化创造的制度活力，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解答阶层固化、两极分化的时代难题，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理念，持续优化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制度，丰富“中国之治”的文化意涵，推动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繁荣发展与“中国之治”交相辉映。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着眼最大多数，凝聚共同富裕的文化共识。根本而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鲜明体现，人民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也是检验共同富裕实际效果的利益主体和评判主体。换言之，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和路径可以因时而进、因地制宜，但始终不变的是以人民主体地位为准星的价值立场。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重视文化的思想熏陶和实践培育，增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守住以文化人的重要阵地。既要弘扬人民首创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佛系躺平”与“偏门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推动形成高收入群体通过慈善捐款等方式回报社会的文化氛围，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于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也要保障人民各项文化权益，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于文化建设全过程，发挥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践熔铸作用，不断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求，运用共同富裕文化基因润物无声的统摄力量，将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富口袋”与满足人民多元精神文化需求的“富脑袋”统一起来。

　　2.立足文化基因的传承性，激活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

　　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与一定的历史相联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历史的传承赓续要求“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已有的精神财富，需要在立足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激活，在党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文化的指向性和现实性作用。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厚植共同富裕的文化之根。“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既要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弘扬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承袭，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中，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内在意识，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文化养料。如“讲仁爱”主张推己及人、仁民爱物，“重民本”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求大同”倡导以和为贵、有容乃大，这些核心理念能够形成连接历史和当下的文化纽带，从而在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多重作用中发挥以德润心的重要价值；也要根据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在时代发展中丰富、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如将“守诚信”培育为诚信致富、守法经营等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将“崇正义”转化为共同富裕社会伦理秩序捍卫公正的基本准则，将“尚和合”发展为互帮互助、和睦友好的共同富裕风尚，以新时代的劳动观、公正观、和谐观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推动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养分。

　　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共同富裕的文化之力。革命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凝聚革命精神、坚定革命意志的有力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创造的文化形态，也是熔铸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独特文化形式。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倡导革命文化所蕴藏的斗争精神，赋予共同富裕保持奋斗姿态、发扬奋斗精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既要从思想保障的维度审视革命文化破旧立新的价值，破除“平均主义”“同步富裕”等片面理解共同富裕的错误观点，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以汇聚人心的精神动力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使之成为党推动共同富裕的精神底气；也要从实践引导的维度发挥革命文化敢于斗争的品格，特别是在面对外部社会思潮的强势冲击时，敢于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同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建构共同富裕的中国话语、中国故事，冲破西方话语占主导的被动格局，坚决防止落入西式“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将革命文化中包蕴的强大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凝聚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向心力和战斗力，以文化基因的精神承继为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开拓共同富裕的文化之路。作为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结构内核，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观点，又延展于中国共产党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尺度的推进实践。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根本取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共同富裕有效衔接。既要在宏观上明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充分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转向与文化领域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达成新共识的当务之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培育合作致富、合法致富的文化氛围，促使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问题上形成相对一致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更具广泛性、基础性、协同性的文化基础；也要在微观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把富民惠民安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落脚点，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文化实惠，同时将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转化为文化基因的原初素材，优化运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积极创作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促进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汇聚合力。

　　3.立足文化基因的进化性，焕发共同富裕的生机活力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文化的进步以一定的时代为底板，强调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和传承性绝不等同于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还必须考虑其进步性，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寻找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拓展空间。

　　坚持不忘本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发展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不忘本来决定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源和本、根和魂，需要秉持守正创新的基本立场。所谓“守正”，就是要敬畏历史、守护文脉，厘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植革命文化和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发展理路，充分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塑造的文化传统，将其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文化意蕴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有益启迪。但须注意，“守正”不是恪守文化复古主义的“守旧”，更需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摒弃不合时宜的观点，持续“创新”不忘本来的实现形式。例如，传统的“均贫富”主张虽然幻想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但却将实现途径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新时代共同富裕辩证审视前述“均贫富”主张的文化内涵，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因此，基于“守正”而实现“创新”不仅需要通过话语转换、舆论引导等方法对那些仍符合共同富裕价值观念的陈旧表现形式加以改造，更需要按照新的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进行日常生活化演绎，从更长远的眼光赋予共同富裕文化基因与时偕行的深层内涵和表达形式，增强影响力和感召力。

　　坚持吸收外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发展开放与自信的辩证统一。吸收外来承载着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包容性和生长性，需要树立开放自信的世界视野。所谓“开放”，就是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姿态学习和借鉴外来有益文化的“他山之石”，确保文化基因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扩容和自我更新能力。具言之，“开放”意味着跨国界、跨民族、跨语际之间的文化理解，需要从平等的视角审视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差异，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公共服务等攸关共同富裕的重要概念理解上，加强与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多样文化的深度交流，瞄准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取长补短。特别是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认识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中形成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财富，有鉴别地对待其创造的各类文化成果，积极吸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反映人类进步的文化选择，深刻汲取西方福利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教训。同时，强调“开放”的重要性，是为了在宏阔的视野中实现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作为外来有益文化的主动借鉴者和吸收者，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坚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开放性原则下，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自信，既始终坚守艰苦创业、团结致富等本民族文化赓续传承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边界，又恰如其分地融合外来有益文化，推动共同富裕加快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在内外并举的有机交融中保持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永久生命力。

　　坚持面向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文化发展明理与笃行的辩证统一。面向未来是共同富裕文化基因适应时代新变化、提升文化创造力的内在要求，需要深化明理笃行的价值追求。所谓“明理”，就是要上下求索、博学多思，提升感知文化的敏锐度和洞察力，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特定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既要敢于质疑和批评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等社会不良现象并科学解释其文化根源，也要善于捕捉和研判推动共同富裕所引领的文化发展方向，形成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持续激活共同富裕文化基因。在此基础上，“笃行”指向的是与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根据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实际，坚持以推动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生产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靶标，紧紧扭住政策支持落实、主体培育壮大等重难点问题，加快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各类文化业态共生发展，大力鼓励基于智能技术等高科技文化生产的创新形态赋能共同富裕，打造更多体现共同富裕文化基因的精神成果。

　　（作者简介：崔海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23-02-24 10: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