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程：《资本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辩证法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一般经验科学范围内所包含的“普遍性”实际上无法满足理性的要求，因为表象的范畴并不能体现思维自身的本性。换言之，在辩证法视界中，这些表象范畴会呈现深度的逻辑断裂，这种断裂显著地体现在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多次爆发的名目繁多的方法论之争中。总体而言，这些争论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以自然科学进军社会科学为推动，寻求社会科学领域内普遍物理法则的确立；另一方则是通过追溯休谟、斯密等开创的人类心智学说，另辟蹊径地建立起综合了心理学和进化论的“自然控制”论。有趣的是，这两大阵营都同时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不约而同地声称各自的学说与《资本论》有密切的关联甚至与之吻合，于是，马克思也常被经济学家冠以“技术决定论者”“技术演化论者”等多个“头衔”。

    然而，当西方经济学家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借助技术创新完成自我超越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遭遇自现代性发育以来技术物化过程中最深度的二律背反。辩证法的缺场，导致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无论对《资本论》中的技术创新思想做何解释，都会遭遇无法内在一致地理解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之间核心关联的困难，资本主义病灶也被表面“繁花似锦”的经济学争论所掩盖。由于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他们只看到了马克思的研究内容似乎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一致性，而忽略了二者研究方法的重大差异。当西方经济学家把马克思定义为种种“论者”时，他们的研究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本真问题域，当他们“确信自己找到了万物中最具体的东西时，也就恰恰是它偏离了作为一个具体总体的社会”。

    熊彼特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把一种无法轻易纳入传统偏好函数的“动机”作为技术创新的基点构造出创新的生产函数，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促使生产中的要素发生高效变动，从而造成生产函数的变化，推动经济的发展。依他之见，创新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市场上表现为“企业家精神”，但是由于个人无法充分协调经济，还需要各个因素通过协同演化建立起与之互动的经济系统。在熊彼特看来，这和马克思创新思想中主体精神和客观物质世界制约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致。然而，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以“观念依赖”到“理性不及”再到“观念决定”为基点建立起来的“企业家精神”和以基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生成的辩证法主体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的理论视域。实际上，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抽象的人性论的精细化产物，最终会导致主体精神与现实世界的逻辑断裂。

    20世纪中叶之后，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促使经济学更期望把研究对象框定在一种“规范科学”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找到研究对象反复重复的、可以总结为规律的变化特征。尤其是“范式研究”的兴起，对科学革命变革节奏尤为关注，经济学家发现，“范式”之间的对抗与替代，与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中偶然性向必然性转化有着非常类似的节律。他们认为，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可能类似于生物种群间的竞争关系，技术创新可以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有学者据此提出了“雷-马克思-熊彼特”（RMS）的内生创新增长思想，指出三者在创新促进增长、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乃至边际效益递减与平均利润率下降之间都能找到核心关联。实际上，范式研究是一种对抗型的线性模式，它只是一种外部联系，不具有辩证法思维，范式斗争并不能体现“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更无法彰显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本质规定和形式规定相矛盾的统一体而具有的自发能动的上升态势。

    作为马克思理论精深的研究者，大卫·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精准地指出，西方经济学家把马克思误读为“技术决定论者”或“技术演化者”的根源在于混淆了技术和生产力的概念，忽视了技术创新背后呈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立场问题，“因此，我们被迫要再次反思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中，哈维陷入了结构主义的误区。他首先关注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章中对达尔文的脚注，提出马克思深受达尔文“关于演化重构的历史方法的影响。马克思明确地将他的工作视为达尔文研究的某种延续”。马克思“较早地将历史的方法开创性地运用到技术的变化上，而且注意到了与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的一些重要的转变”，因此，《资本论》中的技术创新辩证法体现为“技术和组织形式在内化了精神观念、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的同时，也内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定关系。凭借这种内化的优势，对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就一定会‘揭示’和‘揭开’关于所有这些要素的许多问题。相反，所有这些其他的要素也内化了与技术相关的问题”。很明显，哈维在这里把辩证法视为一种相互吸收转化的演进过程（内化），但这个过程并没有一个因素作为主导，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整体运转，是一种共同化的过程。然而，这等于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抽离了人的主体性质，会导致事物的本质规定、形式规定和复归运动、上升运动等一系列辩证运动丧失原动力量，技术创新所勾连的社会关系囿于一种平面化、网状的单调结构，不能体现跃迁式的立体态势，更无法展现技术创新与人的自我超越之间的互动图景，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一种“降维”处理。为此，我们有必要运用辩证法，对《资本论》中的技术创新思想进行全面的再考察。

    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相勾连。本质是指“映现于自身内，或者说本质是纯粹的反思；因此本质只是自身联系，不过不是直接的，而是反思的自身联系，亦即自身同一”。本质要借助“他物”的规定性才能呈现，即以他物为中介才能被把握。这个他物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与主体相平行的“自关注”，而是“作为意义和规范力量才能得到理解和评价”。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内部动力基于作为对象性活动的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里的社会生活，是以“社会劳动”为中介构建起的具有本质规定和形式规定的现代社会生活。正因如此，马克思在“三大手稿”中不遗余力地阐释“社会劳动”这个范畴。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总体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借助“劳动一般”这个范畴，详细阐述了在技术创新导致的分工细化基础上，人类劳动逐渐呈现的无差别的一般。这种劳动，并不是任何社会条件的劳动或一种精神结果，而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范畴——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在这个范畴之中，体现着受历史制约的社会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矛盾。具体而言，作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可以客观同化为可以通约的“质”，这个“质”又化身为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一般商品”的货币，因此，技术创新作为社会化生产方式所制造的使用价值，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上通过被资本通约，不断地转化为“劳动一般”，而“劳动一般”又同时刺激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互动关系被不变资本固化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可见，作为规范力量的“一般劳动”体现着技术创新劳动的各个物化要素同工人相对立的社会规定性，即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对立统一。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将这种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具体。马克思首先阐明，生产劳动的本质是被社会规定了的劳动，它必须创造剩余价值。然后，马克思进一步借助剩余价值这个概念，研究了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运动路径，指出技术创新所创造的生产力，必须物化成作为商品形态的机器进入生产领域，而一旦进入生产领域，创新本身就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在物质内容方面，“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创新使机器的价值提高，为降低商品的单位价值量，必须增加商品的总量，如此一来，市场必须扩大，而市场的扩大在本质上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蔓延。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实际上分析了两条蔓延路径：一条是明显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横向地理路径，另一条是隐藏“劳动浓缩”概念的纵向时间路径，即通过“劳动浓缩”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交换时空。可见，技术创新的物质内容背后，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着核心程式的作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指明了基于技术创新生成的机器本质，是一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存在。这样，我们就能理解，《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开篇“危机问题”的理论旨趣在于提出一个总的理论结构，然后，马克思再依次通过对分工、机器作用的分析，指出技术创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呈现，实际上包含着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性。

    《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从静态结构研究转向动态整体过程研究，更为具体地在错综复杂的再生产过程中呈现出技术创新的内部动力。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各个社会生产部门的交错运动关系，马克思给我们勾勒出技术创新所包含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互动图景，哈维将之总结为七个因素的互动：“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关系、物质生产模式、日常生活、心理观念和制度框架——都与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发生着联系且处在资本不断循环推动的持续变革中。”通过“三大手稿”的铺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具体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指出了技术创新实际上“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质言之，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内部动力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

    以社会劳动为中介反思技术创新，可以发现技术创新是与生产力进步相区别的两个范畴，毋宁说，生产力是技术创新问题域中的子集，技术创新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以生产力发展的物化形式向我们呈现出它的客观内容。为了更为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必须跳跃到《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物化”的概念中去理解技术创新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按照马尔库什的观点，“物化”之于“异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更侧重于技术因素和社会关系的结合，它体现的是依照技术活动组织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可见，如果将技术创新仅仅解释为生产力进步或生产方式的革新，恰恰会重新导向对资本主义关系偶像化和绝对化的理解；而将技术创新的内部动力归纳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它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作为特定社会历史范畴中的生产力因素、生产力的具体化——生产方式的因素以及更为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等因素，它们通过技术创新的物化内容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中得以综合和“外化”。

    根据辩证法，现象是“本质必定要表现出来”的范畴。现象并不同于表象，它是“本质论”中继“存在”之后的第二个阶段，是分析事物运动发展最为关键的一环，“现象当然是逻辑理念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现象是存在的真理，是比存在更为丰富的范畴，因为现象包括反映自身和反映他物两个方面在内”。在现象界中，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运动最为显著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机理。就资本主义技术创新而言，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它借助“社会劳动”这个中介得以呈现，而“社会劳动”作为生产劳动必须创造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在现象界就表现为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运动。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着技术创新的内容——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通过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自身开辟道路。

    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在其全部的基础上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和转化，这个内容通过三个阶段得以呈现：（1）单个资本为了降低个别商品的价值，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进行工艺改进和技术创新；（2）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导致竞争成为强制性规律，其他资本家也开始采用新的技术与方法，使技术创新从偶然性向普遍性过渡，全社会“价值革命”到来；（3）当新的技术已经成为生产中的普遍事实，平均利润率规律迫使个别资本家开启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这三个运动阶段的每一个都既可以成为起点，也可以成为终点，同时又成为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的中介：1—2—3—1—2—3……

    这三个阶段还具备三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单个资本家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进行的技术创新，可视为一种偶然性的表现，这种偶然性表现在技术创新带来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之上。单个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时必须以创新特殊的使用价值为载体，从而博取市场交换的机会，因此，技术创新总是以生产特殊的使用价值为起点。偶然性的使用价值承载着普遍性的社会劳动，但是“在私人劳动产品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在社会劳动的制约下，技术创新的偶然性必须向必然性过渡。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资本家漠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所以这就解开了一个谜：为什么只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技术创新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谜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了彻底的革命”，形成了具有必然性的事实，“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从而实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二是总体性与阶段性相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具有总体规定的生产过程，而以剩余价值为内容的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总体中的一个分支。一方面，“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随着这个主体的发展，技术创新总是不断地变化着阶段性的形式，通过生产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产品创新等具体环节，使价值自行增殖。因此，技术创新作为这种总体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在各个阶段都映射出其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容性质。另一方面，要把握剩余价值生产的总体原则，就必须把握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研究对象之实体内容的阶段性生成过程，考察支撑这些过程得以存续的具体基础。阶段性的创新过程创造了作为总体结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成了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总体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大量的材料对单个资本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通过提高单个资本的有机构成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加速上升的运动态势。

    三是目的性与过程性相统一。剩余价值的生产既是目的也是过程，如马克思所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决定着：1.每天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2.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部社会的和技术的形态”。从目的角度看，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着技术创新各个环节的运动方向——最大化地追求自我增殖；从过程角度看，剩余价值的生产赋予技术创新各个环节以具体的运动矢量。因此，西方经济学考察的范畴，在辩证法视界中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形态化身。

    技术创新的形式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二卷。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容的技术创新，带来剩余价值的积累，必然要在流通领域加以实现，否则，技术创新就不能完成对象化的关键一跳。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在市场中必然遭遇各种障碍，技术创新不断牵引资本加大周转速度，调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改变价值转移的方式，尽可能地消除市场障碍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技术创新发展到何种程度，总会在新的阶段再度遭遇新的障碍，迫使资本以更新自身形态的方式不断完成“惊险跳跃”。但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内容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式的制约，“抽象的价值概念（和它的货币表现形式）通过市场竞争这个看不见的手成为一种调控的力量”；因此，它既无法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内在关系的根本矛盾，又不断地将自身推向进步。它遭遇到的是一种“浮士德”式的矛盾与自我分裂。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开篇论述了循环的三个公式，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剩余价值实现方面呈现出连续性和痉挛性的特征。在这三个循环内，不仅每一个循环都把另外两个循环作为前提，而且这种形式的循环往复已经包含了其他两种循环的进行，这种“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由于技术的创新必须以庞大的贮藏货币作为研发基础，它又伴随“W-G”的转化而完成，资本家内心的纠结无时不在：一方面要用积累的大量货币进行创新研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生产的中断，货币向资本转化形成了新困境。因此，生产又“将不是连续性地进行，而是痉挛状地进行”。当然，虽然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因为货币本身不是实际生产的要素”，但这必须以信用的方式为前提。在支付期限到来之前，如果资本循环不能正常进行，那么生产中断就会演化为经济危机。

    基于内容与形式的矛盾，马克思构建起资本主义体系下技术创新的整体图景，深刻地展现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技术创新在某个阶段可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有一个整体式的跳跃，从工业化到金融化再到数字化，通过这些创新，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不断升级，剥削程度不断加深。但是，由于每一个过渡阶段都可能存在中断，随时可能暴发的金融危机会呈现出规律性、整体性、全球性的弥漫态势。

    其次，技术创新使价值转移更为隐蔽和迅捷。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中，马克思通过“资本周转”进一步阐释了资本主义如何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克服危机的内在机理。尤其是对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的研究，理清了技术创新过程中价值转移带来的矛盾。“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必须在这个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斗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灾难即危机。”可见，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用变革了的形式进行价值补偿，而这种变革必然需要一段时间的生产才能完成，它的理想状态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完全的价值转移。但是，由于资本家始终迫于盲目竞争的压力，在未能偿还预付资本之前，社会价值的到来又迫使资本家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必须以加速剥削的方式，迅速地使价值补偿得以完成。由于时间对于价值补偿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不能跑过中位线，在信贷的压力下，资本积累就会面临全面崩盘的危机。在技术创新的接力赛中，资本主义世界遗留下了大量尚未转移完毕的固定资本，成为技术创新的“遗体”，危机的爆发恰恰又是处理它们的最好方式。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因为技术创新而缓解，反而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要通过“时空修复”的方式进行，从依赖于粗放型的利润率预估而进行的生产性资本注入转化为依赖于信息技术进行精准计算、不断扩张用户数量而实现资本增殖。生产的组织不仅依靠时间上的连贯性，而且注重空间上的共时性，即一件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消费几乎可以做到在同一时间内完成，技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十分精准，换言之，想方设法用时间“消灭”空间。

    最后，技术创新推动资本的再生。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马克思通过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研究，揭示了两大部类之间必须按比例交换。同时，马克思也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这个本质层面审视技术创新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运动。在这一篇，马克思非常看重“不变资本”（技术创新带来的物化基础）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浓墨重彩的批判，马克思发现技术创新在转移旧价值、实现两个部类之间的正常交换中的重要作用，即单个资本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过渡到社会资本。这种过渡，并不是个别资本创新的加总，而是通过单个资本的循环和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的流通形式来实现。因此，技术创新贯穿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与交换的全过程，先是通过设定I与II的“差别”，然后把双方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再通过交换实现了I(v+m)=IIc的同一，从而达致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相统一，完成技术创新外化、收回与再生的辩证过程，以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运动，使现象从属于本质。

    在《资本论》第二卷文末，马克思进一步将这个矛盾运动推向了高潮。“因此，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也就是说，固定资本补偿中的比例失调是资本主义生产危机发生的原因，因此，技术创新并不能最终克服这个危机，只能加快危机的速度，提高危机的程度。“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在价值方面或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技术创新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危机从本质上说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由于分工带来的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总之，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在现象层面仍然深刻地呈现出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技术创新的物质内容作为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既成为社会进步的客观依据，又与创造者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对立；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不断降低可变资本的相对量，提高剩余价值率，通过更高效率的生产组织活动，使劳动者对资本的从属性更强，同时发展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在加速资本运行的同时，也加速着工人阶级的发展。

    《资本论》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具体转化形式，亦即技术创新的“现实”。所谓现实，“作为具体的范畴，包含有前面那些范畴及它们的差别在内，也因此就是它们的发展”。在辩证法的语境中，现实是“本质论”的第三个阶段，现实的内在方面是可能性，外在方面是偶然性。事物在运动过程中必然要克服偶然性，寻找必然性，因此，现实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通过对可能性、必然性的讨论，可以充分认识现实并发现客观规律。

    我们发现，假如没有剩余价值在社会层面的具体转化形式，就不能在现实层面找到技术创新所勾连的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因而，第三卷中关于商业利润、地租等剩余价值具体形态的研究，旨在揭示偶然性（k……k+p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利润的现实规定性）如何通过市场竞争转化为必然性，即资本在运行过程中呈现的客观规律——“平均利润下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这也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表现。”这里不仅揭示出《资本论》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关于技术创新思想的内在逻辑，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个本质，是靠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容、以剩余价值实现为形式的矛盾运动得以发现；而且在现实层面揭示出，剩余价值通过转化为各种利润表现形式，造成资本主义创新所呈现的神秘化和偶像化的假象，从而达到资本主义技术创新过程的“完成形态”。

    难道这就是《资本论》中技术创新思想的全部旨趣吗？“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的是“抽象进展为具体”的闭环运动，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则超越性地强调“抽象上升为具体”的不断生成的开环运动。如果我们以“技术创新”作为他物和中介进行再度反思，可以发现，这个开环的下一个逻辑就体现为对新的社会形态的阐释。

    借助“技术创新”这个中介，我们发现，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区别于一切形而上学辩证法的秘密在于，作为一种不断上升的体系，它加入了由人的精神本质构造的主体行动逻辑。这一点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尤为明显，马克思的辩证法彻底打破了由客观结构导致的线性自然科学规律所造成的封闭性，同时也拒斥了浪漫主义的创造遐想。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主体行动的逻辑，并非西方经济学界表层范畴的数学关联，而是借助中介对人的社会生活本质的反思。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的是人被技术创新所奴役、人类活动的主体状态陷入僵死的客体状态，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恰恰借助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完成了对人类新的社会状态的实质性反思，使唯物史观彻底扭转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性与神秘性。（1）人只能在特定的物质生产结构中创造自己的历史；（2）创造历史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不断创新的生产过程；（3）这种生产过程创造出一定的社会形式；（4）因此，形式并不具有优先性和绝对性，它只不过是人自身创造出的活动空间；（5）这个活动空间既是人生存的载体，又不断被再生产打破。（6）人的思维产生于这个活动空间，一切神秘性和偶像化的意识形态都会随着活动空间被打破而被最终澄明。因此，“这是在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中对自主活动的确定”，即对人的现实能动的生活本质的彻底把握。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资本论》中关于技术创新思想的辩证法，透视出人的自由自主活动从在大工业社会成为可能性到在未来社会成为必然性的逻辑隐线，勾连出技术创新与人的自我超越、技术创新推动新型未来社会形态到来的动态图景。

    尽管资本主义自发地野蛮剥削工人，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技术创新活动一方面加强了技术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不断地创造自身的对立面，瓦解着旧的生产方式对人身的控制。同时，人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执行者，不断地通过创新活动创造出新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通过技术创新这个中介，人不断突破发展的限制性和可能性，在技术创新持续返还的过程中，主体自我本质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发生变化，体现出非物质的主体超越性，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的社会关系本质使其物化形态获得了历史规定性，即使用价值获得了历史的能动作用，这种规定性又与作为本质的社会关系相对立，使被颠倒的社会关系获得反转的可能性。质言之，技术创新的二重性质既构造了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又提供了矛盾运行的动力。“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随着技术创新活动的不断扩大，创新的层次不断提升，社会物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有变革的物质基础。“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通过物质生产领域总体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物的层面获得了真实的解放，人类社会也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用一种主体行动的逻辑实现了对物的奴役逻辑的客观反转。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