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品论天涯网

夏春涛：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

一

　　五卷本《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终于问世了！这是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后首次推出的集体研究成果，是《史学理论研究》改刊三年来刊发优秀论文的集中呈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建所思路和成长轨迹。

　　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建所方案经过多方论证、再三斟酌，最终由中央审定。该所名为历史理论研究所，不是史学理论研究所，如此取舍是含有深意的。一是突出强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我们所说的历史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本所下设九个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排列第一。二是解决了概念之争。顾名思义，历史理论指阐释客观历史本身的相关理论，史学理论指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理论，两者内容有交叉，但主体不一。关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概念的异同、大小，学界看法并不一致。研究所名称的确定给出了明确答案，即“历史理论”概念大于或优先于“史学理论”概念。我们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仍可以深化思考，但不必拘泥于概念之争。

　　历史理论研究所诞生于新时代，是应运而生。中国历史研究院由六个研究所组成，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有的五个相关研究所外，历史理论研究所是唯一新建的研究所。中央为什么要专门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我想，这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

　　新中国诞生给中国历史学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明确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科学解答了历史学为谁著书立说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进而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极大推动了新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挑战——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趋势的发展，以及东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汇，我国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唯物史观遭冷落、质疑和冲击的现象日渐显现出来。有人矫枉过正，出于对过去一度盛行的极左思潮的抵触心理，说了一些过头话。也有人蓄意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不时发出一些噪音杂音，随意涂抹、肆意歪曲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借谈论历史来否定现实，散布错误的历史观，形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恶劣影响。

　　历史观涉及对是非、正邪、善恶、进步与落后的评判，与价值观密不可分。否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颠倒是非、正邪、善恶、荣辱，就会使人丧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模糊对方向、道路等原则问题的认识，导致价值观扭曲。价值观一旦混乱，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社会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就会滋蔓，乃至乱象丛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一言以蔽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旦泛滥，就会肢解我们的自信，消磨我们的意志，腐蚀我们的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由此观之，加强历史理论研究，巩固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历史观尤其是正确党史观，已是刻不容缓。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的重要前提，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区别于欧美国家历史研究的根本标志。

　　二是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学术尤其是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发展，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历史学与时俱进，也取得累累硕果，但相比之下，总体上参与有限、发声有限。这与历史学本质上属于基础理论研究有关，也与其研究滞后有关。平心而论，我们的历史研究存在两个缺陷，不能很好地顺应大势。其一，与现实脱节。有人自诩“清高”，搞所谓“纯学问”，有意识地远离现实、回避政治。其实，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不可能抽刀断水；昨日中国是今日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研究历史，不能就历史论历史，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现实，遑论历史学原本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二，重考证、轻理论，研究呈现“碎片化”、条块分割。有人专注细枝末节研究，研究题目小、研究范围窄，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谈到理论或现实问题便张口结舌，茫然莫知置对。考据是治史的基本功，没有考证便无信史可言，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无视或忽视宏观理论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迫切需要历史学发挥鉴古知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新中国的前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创性贡献是什么？回答此类重大理论问题，都必须从历史上来追根溯源。当代历史学若想真正成为显学，具有生命力、体现影响力，就必须顺应时代需要，力戒那种选题无足轻重、搞繁琐考证、内容空洞的学究式学院式研究，有意识地加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积极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相期许写《史记》，司马光为资政著《资治通鉴》，均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北宋大儒张载“横渠四句”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身处新时代，我们的胸襟应当不比古人逊色，理应具有强烈的使命和担当意识。

　　三是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历史学的发展总体上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未能居于国际学术界中央，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笔者1994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明清小说研究专家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在交谈时善意地表示：“谈到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目前世界上重要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然而在将来，重要的学术思想同样很有可能来自中国、日本等国家。”比照现实，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理论则是历史研究的指南和灵魂。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设在历史理论研究所。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再次郑重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继续以开放胸怀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既“请进来”，更要“走出去”。要以我为主，努力提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学术思想，努力打造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要增强学术自信，摒弃学术上的“崇洋”心理，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公民社会理论以及全球史、“新清史”、新文化史、情感史研究等，我们要有鉴别和取舍，决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能邯郸学步、鹦鹉学舌。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其学术根基、学术中心理应在中国。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底气和气魄，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推进学术创新，积极掌握学术话语权。

　　总之，历史理论研究所是时势的产物。新时代是历史学可以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是历史理论研究受到空前重视、享有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时代。我们要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二

　　按照中央审定的建所方案，历史理论研究所下设九个研究室，依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历史思潮研究室（又称“理论写作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国家治理史研究室、中华文明史研究室、中国通史研究室、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海外中国学研究室。排在前面的四个研究室，其名称均有“理论”二字。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层面讲，本所是唯一一个以“理论”二字命名的研究所。这种定位是荣誉，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这九个研究室即九个学科，构成完整的历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在学科设置上真正实现了各历史学科的融合。我将其特点概括为“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长时段研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排列第一，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主旨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强理论思考与研究，以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堪称历史理论研究的典范：作为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科学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现象，以此为指导来总结百年党史所形成的历史观便是正确党史观；以3.6万字来总结百年党史，进行长时段、贯通式研究与思考，生动体现了大历史观。唯物史观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后，究竟给中国历史学带来哪些深刻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哪些深刻影响？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我们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上存在哪些偏差？这一历史很值得好好总结。2021年，本所申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分别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重点课题。

　　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须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研究，努力做到既不丢老祖宗，同时又能讲新话。对唯物史观及时作出新阐释新概括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坚持唯物史观与发展唯物史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发展是最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历史，坚持理论创新是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在唯物史观上都是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统一。譬如，“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最基本观点，我们党将之作为指南而不是教条，科学分析中国具体国情，据此提出新的原创性理论作为科学决策的遵循：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同志提出“新发展阶段”说，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攻坚克难，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功走出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条新路，使中国阔步走向繁荣富强，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密不可分。“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唯物史观诞生在大机器生产时代，而现在已处在后工业时代，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由此引发的变化是深刻的、全方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内涵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再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民在我国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变也不能变，而“人民”概念的内涵以及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的构成，与过去相比确已发生深刻变化，江泽民同志敏锐注意到这一新变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分析指出我国已出现六个新的社会阶层。在百年光辉历程中，我们党是如何既坚持唯物史观，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就此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对推进理论创新大有裨益。

　　历史思潮研究室的旨趣是关注历史思潮演变，及时就当下社会上的热点话题作出回应，释疑解惑，正本清源，宣传、阐释正确历史观，解析、批驳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该研究室又名“理论写作组”，写理论文章是主业，带有时效性，出手要快。要加强两方面素养。一是理论素养。建所之初，我分析了研究队伍存在的短板，其中一个短板是“只会讲老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会讲新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甚至是老话讲不好、新话不会讲”。补短板须加强理论学习，我们专为本所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开列了书单。二是专业素养。宣传要以研究为依托，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作为支撑，深入才能浅出。再就是要注意两点：其一，严格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既敢于斗争，又要把握好分寸，不能无端上纲上线。其二，善于用学术话语来表达政治话语。写理论文章不是贴标签、喊口号、表决心，不能居高临下板着面孔说教，要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努力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社会效果。2021年，本所申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计划写三卷。

　　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传统优势学科。近二三十年来，这种优势在不知不觉中削弱，研究成果萎缩，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由盛转衰趋势明显。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两个学科被列为本所重点学科，须尽快止跌回升。从学术史角度看，这两个领域是块“熟地”，以往研究虽已取得骄人成绩，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但毋庸讳言，仍存在不足。一是深耕式、开拓创新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粗放式、低水平重复的研究较多。一些著述偏重于介绍、描述，缺乏思想性。二是有些学者画地为牢，专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或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唯物史观被边缘化。其实，我们研究中外史学理论，主旨是推陈出新，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致力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要着力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下功夫。本所新近申报了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分别是《“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以及六卷本《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课题。

　　与历史思潮研究相似，国家治理史研究属于新兴学科。本所的国家治理史研究室是国内首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战略课题。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途径之一是总结、反思我国古代漫长的治国理政实践，从中获取有益借鉴。《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是我们在建所当年承担的首个重大项目，属中国历史研究院交办课题。我们随即组成课题组，设立中央与地方、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礼治与法治、思想与文化、民本与民生、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环境治理、基层秩序11个子课题，用三年多时间完成近一百万字的书稿撰写，结项评审等级为“优秀”。目前书稿已完成第三次修订，处在出版前的审稿阶段。

　　中国通史研究室、中华文明史研究室、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室、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均有别于通常的专题或专史研究，要求研究者是通才，具有大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学养深厚、思辨能力强，能登高望远，深入思考、科学解读一些前沿性重大问题，以便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例如，通过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特质和形态，为今天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倘若按照西方“文明三要素”标准，中华文明仅有3300年历史；我国于2002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是很了不起的学术贡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范例。本所这四个研究室起步晚、起点低，缺乏学术积累，须苦修内功、奋起直追。

　　概括地说，历史理论研究所在学科设置上打通古今中外，实现了各相关历史学科的融合发展，体现了前沿性、战略性、理论性。基于这一学科布局，要努力做到“两个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整体，学科体系相当于学科的顶层设计，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支撑，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而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人才。说到底，学科靠人来建设，学术带头人有权威、形成研究梯队，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就构成学术体系，支撑起学科建设；权威学者及论著所阐释的成系统的观点、思想、理论等，被学界奉为圭臬，便构成话语体系。因此，衡量“三大体系”建设之成效，关键看是否出成果、出人才。这无捷径可走，从个人角度讲，归根到底靠潜心治学。从研究所角度讲，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除组织实施课题、主办各种专题学术研讨会、积极利用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这一平台开展活动外，另一重要途径是办好所刊《史学理论研究》。

三

　　《史学理论研究》创刊于1992年，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主办，2019年第3期起，正式转为历史理论研究所所刊。为顺应振兴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需要，我们举全所之力办刊，依据中央核准的建所方案成立专门的编辑部（以前是研究室兼职编稿），并果断改季刊为双月刊；在办刊风格上与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学科布局和建所思路对接，在论文选题上精心策划，在栏目设置上推陈出新，并致力于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和运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改刊后，该刊论文转载量、转载率和综合指数排名均显著提升。以2021年论文转载量为例，合计《新华文摘》5篇（2篇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5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4篇。

　　这套五卷本《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主要从改刊三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编选而成。遗憾的是，限于主题和篇幅，不少优秀论文未能一并辑录。这五卷按主题编排，依次是《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家》《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理论研究的新问题·新趋向》，集中体现了我们的建所及办刊思路，展示了全国学界同仁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建所半年后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暑期专题研讨班上，我在历史学部发言时坦陈：“建所了，牌子挂起来了，并不代表立刻就能按照上级要求发挥应有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很大距离。我们要做的，就是百倍努力，尽量缩小这个距离，缩短这个周期。”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几分感慨。这一路走来，激励、支撑我们砥砺前行的是一种精神。姑妄言之，可称为“建所精神”，其内涵为“团结，务实，奋进”六字。

　　建所第一步，是把近代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三拨人整合在一起，接着是面向社会招聘人员。我们起始就强调，新所要树立新风气，大家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近四年来，本所没有人事纠葛，没有意气之争，大家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形成合力。“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是为团结。本所核定编制80人，应聘者纷纷。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进人不是“拉壮丁”，不能一味追求数量，应首重质量，宁缺毋滥。至于学科布局，我们意识到，在人员不足、人才匮乏情况下，九个研究室不可能齐头并进，应有所侧重；具体到每个具体学科，不求四面开花，应集中力量找准突破口，争取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优势。是为务实。我们在建所之初仅有两人，连公章都没有，千头万绪，一切从零开始。我们起始就确立“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工作思路，迎难而上。本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所，至今建所不到四年，在职人员平均年龄不到40岁，朝气蓬勃。目前，我们已大体完成建所任务，搭建起作为一个研究所的完整架构，科研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本所综合处兼具科研处、人事处、党办、办公室的职能，在岗人员仅五人，爱岗敬业，表现出色。是为奋进。建所不易，亲身参与建所是荣幸更是责任，大家很辛苦，同时又很享受这个过程，展现出好的精神面貌。

　　有了这种精神，历史理论研究所未来可期。新时代是历史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时代，曾有一位前辈学者感叹：历史理论研究的春天到来了。让我们以此共勉，抓住机遇，不负韶华，不辱使命，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

　　（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3-02-24 09: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