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启: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及其启示
——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为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理论基石,坚持唯物史观叙事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视觉形象呈现的鲜明特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立足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以其严密的思维逻辑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把握精准描摹与刻画了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仑雾月政变而发动夺取政权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路易·波拿巴作为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完成“侄子代替伯父”的政变过程。人们在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过程中,刺刀与马靴、“弗利基亚帽”“红色的军裤”、旺多姆圆柱顶上的拿破仑铜像以及“鹅的叫声”等彰显视觉形象的画面不时会闪入人们的眼帘、充斥人们的脑海,恢宏的历史画面和鲜活生动的视觉形象构成了该文唯物史观叙事的基本内容。恩格斯指出:“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 恩格斯的论述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给人们提供的“无与伦比”的视觉形象,同时也为人们系统认识“侄子代替伯父”的政变过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视觉形象呈现的唯物史观叙事之所以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关键在于“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在当代中国,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唯物史观叙事,对于“端正历史文化认知,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律动规则
唯物史观叙事是一种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非虚构性”叙事,也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基本表达范式。它借助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场景和历史人物的形象特征与话语表达,深刻揭示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因和律动规则。而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主要反映一定社会造型或历史活动空间中唯物史观叙事的思维意图、表达兴趣及其具象化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唯物史观叙事的“以言行事力量”,旨在通过唯物史观叙事的主体赋意、形象展演与大众传播彰显其价值引领的“理想的意图”。开展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律动规则研究,一般要把握三个基本问题,即“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视觉形象对唯物史观叙事会产生什么影响”“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应当如何呈现”。其中,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唯物史观叙事视觉形象呈现的科学性问题,它围绕唯物史观叙事的“理想的意图”展开,回答其视觉形象“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涉及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价值性问题,它主要围绕唯物史观叙事的“理想的力量”的生成而展开,回答其视觉形象“能够做什么”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涉及唯物史观叙事视觉形象呈现的实践性问题,它主要围绕唯物史观叙事如何形成“理想的效果”而展开,回答其视觉形象“如何建构”的问题。
第一,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科学性。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主要建立在科学把握与正确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视觉形象的生成与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思维发展的产物,它既依赖于话语表达的逻辑意图,更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交织互动的产物。为了科学呈现社会发展的视觉形象,唯物史观叙事必须立足人类的“现实生活”,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和阐释历史事件,系统分析和科学把握其视觉形象生成的历史动因和历史规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借助表达系统尤其是语言充分呈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应当具有的视觉形象和突出印象,系统探究视觉形象的呈现与唯物史观的表达系统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逻辑自洽性与内在一致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恩格斯所述的“画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表达系统而产生的鲜明视觉形象,唯物史观叙事强调视觉形象的生成建立在对社会历史活动深刻把握基础之上,并借助特定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活动场景的价值互动而产生深刻生动的视觉形象。
第二,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价值性。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既要深刻反映构成叙事主题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场景,勾勒出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历史画面,创设历史人物出场的主题叙事,又要立足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开展“有关事实”的“纪实性叙述”。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详细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叙事的基本依据,唯物史观叙事强调从历史事实出发,遵循严密的逻辑思维开展社会发展规律的话语表达、时代表征及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述、描摹与刻画,彰显历史人物出场、历史事件发展的律动规则与视觉形象。视觉形象的呈现不是因为历史是故事才需要唯物史观叙事,而是因为只有按照唯物史观叙事才能较为真实客观地还原历史、解析历史、读懂历史,才能真正读懂叙事中“故事”与“事件”的关系,尤其是“故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生动鲜明的视觉形象呈现易于增强唯物史观叙事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易于激发人们的情感认同和思想共鸣,进而起到润物无声的价值引领效果。
第三,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实践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唯物史观叙事必须关注现实问题,更要关注所叙“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展演,其视觉形象的呈现必须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不能“造假”和“虚构”,叙事本身允许一定的文学、文本和艺术加工,但唯物史观叙事的历史底色应当是严肃的、真实的、“非虚构”的。简而言之,唯物史观叙事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实际发生”的思维意图展现,是关于“历史事件”的现实展演,其视觉形象允许有一定的艺术加工,但基本事实应当是清晰的,“硬核”内容的主体赋意、形象展演与大众传播是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 总之, 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是人的思维意图与实践意图相结合的产物,在给人们提供清晰的历史画卷的同时,关键是要引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科学认知、价值认同,在理解和接受中将其蕴含的“理想的意图”转化为人们开展现实实践的“理想的力量”。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精神图谱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叙事,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够上演“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的“大型政治历史剧”,归根结底是法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所谓的“拿破仑观念”也构成了影响法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唯物史观叙事首先强调叙事过程要基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视觉形象的生成必然应当反映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也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路易·拿破仑成功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打着“伯父”的旗号,“侄子”将当时的法国民众的“拿破仑情感”充分地加以激发和运用,完成了“皇袍加身”的“仿”雾月政变。为了引导尚处在“迷信”与彷徨状态的法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形成对这一“事件”的清晰认识,马克思承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是“在形势的直接逼迫下”完成的,但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视觉形象的勾勒和描摹是相当精彩的,他以讽刺的口吻、鲜明的立场和精致的文笔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形象以“漫画”和“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给人们清晰地展示出政变活动的历史轨迹,为人们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清晰的视觉形象和精准的方法论启迪。
第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生动展示了路易·波拿巴的“丑角”形象。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坚持从法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借助诙谐幽默的讽刺笔调为人们勾勒了一副“侄子代替伯父”的唯物史观叙事漫画,他指出:“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运用“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等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词语,讽刺了路易·波拿巴利用人们对拿破仑的“符号记忆”与情感认同来达到实现政变目的的造势样态。既然是“漫画”,这种造势虽然具有丰富而形象的表达系统,但未必能“完成国家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意义、价值和情感的输出功能”,在这次政变中,法国社会及普通民众最终会失望的,因为“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副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对当时的法国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很难对“侄子取代伯父”的行为形成科学的认知,仅凭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去支持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活动。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叙事戳穿了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给人们清晰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的历史画卷及其“丑角”形象。
第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建构了破译“拿破仑观念”的科学叙事结构。意大利学者伊塔洛·卡尔维诺认为,文本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语词出发到视觉形象;一类是从视觉形象出发到语言表达方式”。前者一般发生在阅读过程,后者则往往发生在文本创作过程。从唯物史观叙事的过程来看,其视觉形象呈现就像电影式的回放,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阐释,一种用代码表示的内容转译或“历史事件”的情景再现。人们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必须科学解读和破译叙事文本的故事性、叙事活动的事实性以及叙事形态的可接受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借助对“拿破仑观念”内涵的系统剖析,深刻解读了法国社会结构及其阶级斗争导致“侄子代替伯父”现象发生的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在解读叙事文本的故事性的同时,马克思指出:“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政变发生的社会根源以及人们接受政变的思想根源。路易·波拿巴借助“拿破仑观念”所蕴含的法律观念、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教士的统治以及军队占压倒优势等丰富的内容以及人们的情感认同,窃取了法国政权。因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马克思运用“迷信”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叙事风格,意图引导法国民众能够在现实活动中感知“拿破仑观念”的危害,从而在视觉形象呈现中尽可能避免“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引导无产阶级在认清这一事件的基础上组织法国革命的“大合唱”。
第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生动再现了符合人物性格的叙事场景。在进行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分析时,马克思充分运用场景展现符合人物性格的历史舞台,以强化人们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的理解,给人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历史恢宏场面的情景震撼。马克思指出:“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依据唯物史观的叙事风格,马克思用独特的文笔再现了法国当时的社会场景与路易·波拿巴政变发生的完整视觉形象,系统刻画了路易·波拿巴为了政变而借用“拿破仑观念”对法国社会施加影响的“大型政治历史剧”场景,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波拿巴所做的一切似乎在“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马克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强调人民群众应当明白,“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路易·波拿巴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为“侄子代替伯父”汲取力量而已。
第四,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科学运用了富有象征意蕴的道具展演。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多次运用富有象征意蕴的道具展演以强化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例如,在批判当时巴黎的戒严状况时,马克思写道:“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当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这里的“刺刀”显然是指真实的刺刀,而且象征着镇压人民群众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巴黎戒严时法国民众扛着象征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蓝白红“三色旗”,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是所谓“正直的共和派”发明的,反过来成为巴黎戒严的重要标志被反复使用,而且“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复杂的阶级斗争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各个党派、各方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卖力地扮演着自己的“舞台角色”,甚至摆出“革命的姿态”,但是,“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这些拙劣的表演,本质上是开“革命的倒车”,但还要装出革命的“面孔”,以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马克思在文中多次运用“刺刀”“日历”“弗利基亚帽”等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展演,揭示立宪派、革命派、国民议会、山岳党、保皇派之间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给人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强烈视觉形象,把宣示着民意表现的普选和政治人物登上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总之,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中,法国社会结构变迁和阶级斗争的视觉形象被逻辑自洽地展现出来。无论是政治人物采取的“召唤亡灵的行动”,还是借助“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的隐喻,甚至“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土伊勒里宫”的讽刺性表达,都给人们观察法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全新的视觉形象,将富有法国特色的话语表达与人们的思维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路易·波拿巴在政变之前采取的种种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既构成了唯物史观叙事的清晰复杂而又系统别致的视觉形象,又为当时的人们“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马克思认为,无论是百合花还是三色旗,无论是“弗利基亚帽”还是“鸵鸟议会”,都无法改变法国社会“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客观现实,因为“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他想窃取整个法国”。而此时的法国民众尚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尚未产生真正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而是寄希望于“拿破仑崇拜”。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为人们揭示了鼓励“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以破除“拿破仑崇拜”的斗争路径,提醒人们要“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引导法国民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要真正认清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真实意图,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工农联盟、捍卫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持续彰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想的力量”。
三、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自洽逻辑
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是一种借助信息传递、具象化表达而把视觉形象与思维意图统一起来的表达过程及其样态呈现。从动态意义来看,视觉形象反映了唯物史观叙事具象化表达的过程性、实践性;从静态意义来看,视觉形象借助主体赋意、形象展演和大众传播等形式将特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及其文化内涵由抽象概念转化为拥有具体符号的文化样态。意大利学者伊塔洛·卡尔维诺认为,视觉形象的生成逻辑主要是“把幻想中自发出现的形象与语言思维中的意图统一起来。虽然视觉幻想及其逻辑是最先产生的,但它或早或晚都要陷入思维与语言表达以及它们的逻辑这张罗网之中”。在卡尔维诺看来,视觉形象的生成反映了“幻想中自发出现的形象与语言思维中的意图统一”,唯物史观则认为把“幻想中自发出现的形象”作为根源性生成要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断言视觉形象“或早或晚都要陷入思维与语言表达以及它们的逻辑这张罗网之中”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视觉形象的生成离不开思维和想象,但思维和想象是现实生活过程的产物,因此,要从现实生活过程去理解视觉形象生成的自洽逻辑。
第一,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彰显了“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的叙事风格。视觉形象的生成离不开思维和想象,但是思维和想象的产生与形成是建立在现实生活过程基础之上的,因此,唯物史观认为,“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从唯物史观叙事维度来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及其视觉形象的生成是特定经济基础的反映,是法国社会结构及其阶级斗争促使其能够“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做真正的拿破仑”的自然结果。马克思之所以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和精准的判断,源于其对“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的系统考察和对法国历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来看,消除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弥漫的“拿破仑观念”和拿破仑崇拜,就要立足法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倡运用现实的手段“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所倡导的“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是一致的,不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拿破仑观念”以及影响法国民众自由、民主生活的其他视觉形象不会在人们的生活世界自行“消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很难获得真正意义的解放。
第二,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揭示了“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叙事逻辑。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运用“漫画”“历史剧”“滑稽剧”“马戏场”与“鹅的叫声”等集图像、声音和宏大场面于一体的具象化表达,系统展示了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恢宏场面以及“拿破仑观念”塑造法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强调“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然而,社会各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马克思这些经典话语的具象化表达给人们清晰刻画了“拿破仑观念”影响法国社会变迁而产生的荒诞“笑剧”,但“笑剧”背后的价值支撑机制,恰恰是由法律、“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教士的统治”和军队占压倒的优势等内容构成的“拿破仑观念”。从唯物史观叙事的维度看,避免这一“笑剧”的重现,必须“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在批判“拿破仑观念”的过程中呈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斗争局面。
第三,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蕴含着“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理想意图。马克思主义认为,特定视觉形象的生成源于现实生活过程,但现实生活是反映“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动态过程,它与人们的现实需要紧密相连。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依据法国社会发展实际清晰界定了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各个阶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将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生动形象地展现给法国民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清晰的靶向目标。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维度看,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的视觉形象生成“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从唯物史观叙事维度来看,视觉形象的生成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历史地生成”的过程,蕴含着实践唯物主义者“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理想意图,使人们在视觉形象呈现中认清法国社会是如何逐步变成“历史的地狱”的,从而为人们“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提供价值引领。
第四,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彰显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内在机理。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强烈批判了路易·波拿巴“平庸而可笑”的“丑角”形象,批判其“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怒斥“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这样的人竟然夺取了法国政权,“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做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做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这既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法国社会革命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法国社会之所以呈现“侄子代替伯父”的现象,关键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革命阶级强有力的领导,在当时的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既不够强大,又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出现这样的社会现象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视觉形象呈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内在机理,提醒当时人数众多的农民应当“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只有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同时持续强化工农联盟,才能最终实现“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的斗争结局。
概言之,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叙事,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历史场景,科学回答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的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其所蕴含的社会运动内在机理。在马克思看来,政变的发生既不是维克多·雨果所描绘的“晴天霹雳”,也不是蒲鲁东想描绘成的“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因为前者只是把事变看成“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而后者则“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为了引导人们认清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的真相,必须引导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开展斗争;科学分析法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必须“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进而彰显无产阶级“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理想意图,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引导无产阶级切实改变世界,持续引导广大农民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开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革命道路。
四、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从这一经典论述理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视觉形象呈现可知,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发生、发展的叙事基础奠基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一现实基础之上,所谓的“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的现实呈现,归根结底源于不同的财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在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必须系统把握唯物史观叙事中视觉形象呈现的律动规则,持续增强人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如果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唯物史观叙事给人们呈现的视觉形象主要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和政变带来的权力压抑,那么在当代中国开展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研究,重在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以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版图,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第一,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为科学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属于典型的历史叙事,在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纪实性叙述”过程中,该叙事立足当时法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实际,借助历史活动的故事情节和话语表达呈现视觉形象的历史性、“非虚构性”。马克思对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的精准分析,充分印证了其唯物史观叙事的科学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这一叙事不仅讲好了法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故事,而且借助唯物史观叙事给人们呈现了一副纷繁复杂而精致系统的“政变”历史演变图,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法国社会的这段历史提供了具有清晰视觉形象的历史画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科学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尤其是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版图,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为科学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加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借助话语的思维意图和表达系统的具象化呈现,以实现“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的“理想的意图”。
第二,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思路借鉴。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唯物史观叙事主要通过个体化的话语表达彰显社会历史变迁的律动规则,但该叙事从来就不仅仅是个体的事,它是涉及特定民族、特定文化乃至特定价值观念的整体叙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唯物史观叙事是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之下同时又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讲故事”,这种叙事的基本出发点不仅仅在于“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还在于精准设计和系统描摹“讲好一个故事”之后应当给人们形成的良好视觉形象和价值引领意图,使人们徜徉在叙事设定的时空场景中,能够借助话语表达的思维意图理解和把握叙事中建构的“可能世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人们似乎看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看到了“刺刀”“舞会”“舞台”等思维导图清晰展示的历史画卷,似乎清晰地看到了“旺多姆圆柱顶上拿破仑铜像的倒塌”的视觉形象,这些电影回放式的视觉形象为我们认识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清晰的精神图谱,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当时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悸动脉搏。在当代中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应当运用形象化、具象化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共产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把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树起来,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第三,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视觉形象呈现,为持续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载体参考。唯物史观叙事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的反映”,重视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必然要关注“现实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不是抽象的、“离群索居”的、“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开展唯物史观叙事要关注“现实的个人”,描摹与刻画他们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历史活动及展现出的多元社会关系,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叙事,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引导“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借助唯物史观叙事及其视觉形象呈现,持续将“现实的个人”尤其是广大青年培养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简介:张国启,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23-02-22 1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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