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清杰，李萍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物质”和“现实”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2]可见，思想精神对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发展而言极为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必须倚靠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内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根本的“观念”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现实力量，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乃是因为它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3]。马克思用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历史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既指明了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同时也批判了它的弊端。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千年王国，其内在的矛盾使它必然走向灭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均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从中国具体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方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危亡之际，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上场，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它们都力图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然而都失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由此应运而生。此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生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均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4]也有论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5]。因此，在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风险和挑战时，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底线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深发展。从这个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真理。此外，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理念也是符合现实、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其一切领导活动、实践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总之，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的，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也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内容之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理论影响力和现实变革能力，一方面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步锻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显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由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的“观念”内容之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一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的创新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性的意识形态。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主流和优势地位。此时，面对国外势力的压制、国内残余的封建买办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及党内不良的思想风气，毛泽东指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6]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带领党内同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破除封建买办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展开斗争，同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人民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阶段是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在第一阶段，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侧重政治功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注重阶级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挫折。而在第二阶段，我们党吸取了教训，因而这一阶段的意识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邓小平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针对国内当时出现的姓“资”与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初，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举思想旗帜，重申共产党人的使命，重塑共产党人的形象。此后，面对工业化、城镇化的逐步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突出等问题，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他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8]。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性和革命性并重的意识形态。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共产党人为更好地适应新的执政环境，从容面对“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同时保持其先进性与纯洁性而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不忘进行社会革命，而这主要围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主题展开。国内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不动摇，开展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国家安全等。国际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的、可指导中国实践的、人民认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成果，正是它指导着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因而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的“观念”内容之一。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内容之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就离不开这“根”和“魂”。尽管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性的思想作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丢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我们只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建设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得以生成的重要思想材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重要的“观念”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9]这无疑明确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可以从如下层面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联系：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合和”理念、“仁、义、礼、智、信”即人与人之间交往准则和“中庸”之道的处世原则是我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意识形态内容的内在文化因子。其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源泉。其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奇迹的重要精神动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补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0]。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和完善的重要底本，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自信和话语创新，还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筑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地。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所构成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并无不妥。但从更加广义的角度看，这种概括并不全面，实际上这三者仅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内容。然而，这些“观念”内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也即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11]。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指出，精神、观念等受物质基础所决定，它们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存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内容也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存在。其实，相应的物质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内容的生成和发展铺就了道路。换言之，“观念”内容和相应的物质基础是浑然一体的。因此，需要把相应的物质基础也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内容，将其作为“物质”内容加以分析和把握。这种“物质”内容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的“物质”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内容在今后持续绵延、发展的关键所在。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12]。因此，制度具有强制力和合法性，它能够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大众的思想与行为。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序发展提供支撑。“主流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既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制度体制机制的思想观念表述。”[13]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在地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因为它是整个制度体系的系统表述。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保障。中国正是在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核心制度的保障下，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等，正是强调从制度执行层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般地说，主流意识形态是制度的观念化表达。“主流意识形态是通过具体制度设计来影响大众的思想进而影响大众行为，从而实现文化整合。”[14]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必然会灌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的，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物质”内容。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重要的“物质”内容乃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起领导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执政能力离不开系统而完备的、有效率的党组织系统。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维度还是从现实实践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并且一直保持着高超的治理能力。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是革命行动的指挥棒，是坚强的战斗堡垒，也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组织。正是如此，我们才能鼓足信心、不懈奋斗，才能在战乱的年代经受住各种残酷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共产党人要建设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离不开党组织系统这一重要的“物质”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党组织自身的建设，他狠抓“三会一课”制度，强调共产党员要加强“四史”学习等，这些举措无不展示出他对党组织自身建设的重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党组织自身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15]这一论述从侧面反映出党组织对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治国理政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的关键，因此，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作为一种“物质”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之中。

  第三，教育系统、传播系统、中央宣传部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的“物质”内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提法乃是阿尔都塞在研究意识形态时，在马克思国家机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16]，这些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为了与这种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区别，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在他看来，“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一个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各种机构、组织和实践得以实现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部或一部分（通常是某些要素的典型组合）”[17]。显然，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定义为是意识形态的，但都不能化约为没有真正物质支撑物的‘观念的’存在”[18]。其实，阿尔都塞的这一看法有其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指出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不过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也就是说，人们的观念其实受制于一定的物质现实。阿尔都塞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区分了“观念”的意识形态与“物质”的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看来，“教育机器、家庭机器、宗教机器、政治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出版—发行机器、文化机器”[20]等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物质”的意识形态，它们是不能被化约为“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正是循着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阿尔都塞的这一逻辑，我们便可以把我国的教育系统、传播系统、宣传系统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内容范畴内。实际上，唯有如此，我们才更能理解，我们党在加强教育系统建设，尤其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建设以及加强传播系统、中央宣传部的建设时，恰恰是在着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除包含“观念”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两者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现实”内容。其实，不论是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物质”的意识形态，两者都是“僵死的”“没有活力的”。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活”起来、真正地发挥效用，那就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以及人民群众等主体。再者，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总是带有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开展社会实践。意识形态要“活”起来，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因此，有必要把主体以及主体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现实”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之中。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有人能使具有思想性、物质性和实践性的意识形态真正运作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离开了追求它、拥护它、发展它的主体就将彻底失去生命力。因此，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必须将现实的人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现实”内容。阿尔都塞指出：“主体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构成’具体的主体。”[21]阿尔都塞在此强调了意识形态和人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循着这一逻辑，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主体创造一定的物质基础并在此之上产生现实的内容。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活动及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社会生活的实质和人们之间的联系表明人是能够相互影响的。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如同哲学，乃是提供一种认识和解释世界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何意识形态均无一例外地有其认识功能”[23]。但是，我们不能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观念的东西，更要看到，通过意识形态提供的观念公式也可以变革世界。意识形态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实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以及人民群众身上。榜样往往代表社会正能量和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当我们以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以及人民群众作为榜样，宣传他们的光辉事迹时，就是在以鲜活的案例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此来影响人、感染人，使更多的人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可以说，这些榜样乃是“行走着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自身要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给更多的人。首先，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24]可见，青年人才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其次，要加强党员自身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党员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因而，党员要建设好自身形象，在社会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最后，要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他们更好地研究、创新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此外，意识形态要“活”起来，也离不开现实的实践活动。可以说，现实实践活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内容之一。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只有在实践中，意识形态才能发挥作用，才能不断生成。阿尔都塞指出，“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26]。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或历史的，它具有现实的实践的功能。因此，只有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使意识形态面向大众，从而不断巩固、创新和发展。因此，现实的实践是意识形态“活”起来的重要因素。由此，它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实践活动。宣传教育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话语叙事方式。列宁在《怎么办？》中讲到工人的自发运动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要加强对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在此，他引用卡·考茨基的一段话，“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27]，来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因此，宣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也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使他们能够接受并建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其二，我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行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表现。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标志性指标，也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和实施的过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之所以源源不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方面保持了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保护、辩解、动员与政治凝聚功能”[28]。其三，我们党十分重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最重要的一课。培养心怀祖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使命和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29]由此可见，大力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实践，是在精准、切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以及人民群众等主体，再加上主体的现实实践活动，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