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说过，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创性表述是对“大也有大的难处”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始终保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管大党、治大国的战略定力和政治清醒。如何管大党、治大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根本性、长期性重大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之问，也是人民之问。解读大党独有难题，需要从大党治理难题、大国治理难题和全球治理难题三个维度对“何为独有”“难在何处”进行全面求解。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以自我革命实现党长期执政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首先在于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党长期执政。历史周期律出自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提出的“窑洞对”，揭示了历史治乱兴衰的周期性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大党独有难题的高度警醒，特别是对“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的清醒认识，表明了管党治党的难度系数之大。
党员数量不断增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党员年龄梯次变大，对管党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难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比2020年净增343.4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93.6万个，比2020年净增11.7万个。这表明我们党更大了，党的组织更大了，但同时管党治党的责任也更大了，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员来源多元化，一些基层组织、企业员工、流动人口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游离型党员”，少数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甚至堕落腐化，无形中增大了对党员的教育难度。二是在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建设有所弱化，少数党员身兼多职，无法专心投身于党组织管理工作，组织建设缺乏长效机制。三是党员年龄梯次变大。部分老党员政治素养高，但自我学习能力可能相对较弱，缺乏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技术，难以进行科学化、现代化的组织管理；而一些青年党员虽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文化水平，但尚未经历艰苦磨练和困难考验，可能会在市场经济中迷失自我、背离使命。凡此种种，都对管党治党提出了新“难题”。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叠加展开的执政环境中，我们党仍需应对“四大考验”。一是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大国执政、长期执政的特点，尤其是在党百余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和信仰宗旨，如何继续保持党的肌体的生机和活力，如何继续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大党治理来说都是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考验。二是改革开放考验。改革开放已然走过40余年，如何确保中国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坚决避免发生方向性、颠覆性的执政风险，如何破解新时代新征程上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瓶颈，啃下重点领域改革的硬骨头等，都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党面临的重大考验。三是市场经济考验。市场经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如何防止有的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规避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等，成为自我革命道路上党必须直面的重大考验。四是外部环境考验。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下的世界各国之间矛盾和摩擦加剧，如何化解西方国家的全球统治力趋弱所引发的战略焦虑，应对大国竞争所导致的国际冲突，塑造中国和平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秩序等问题，都将使我们身处存在越来越多不确定性风险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的可能是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仍需直面“四大危险”。一是精神懈怠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身处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少数党员干部很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革命者的高尚品格，沉湎于过去积淀的“老本”，满足于躺在成绩的“功劳簿”上，不愿再付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努力。二是能力不足危险。新时代以变革、转型和创新为显著特征，而有的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够强，创新精神还不足，尚不能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三是脱离群众危险。当下在少数党员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仍有“回潮”的风险，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四是消极腐败危险。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如何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是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
综上，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来看，“四大考验”是外因，“四大危险”是内因，来自“内”“外”的双重挑战一旦相耦合、相叠加，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风险将不可估量，而这些因素和风险正是历史周期率的“催化剂”。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开宗明义地警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其深层意蕴在于牢牢把握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新“赶考”路上初心不改、使命愈坚，这也对破解新时代新征程上管党治党“难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把握大国治理规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复杂的治理背景和跨越式发展速度决定了大党在大国治理方面的难度要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
在超大的复杂型社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大国的基础性难题。认清国情是治理国家的前提。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几千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民族、地域、语言、风俗等的差异化分布，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差距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形成了超大型人口规模、超长期历史积淀以及超复杂地域差异的基本国情。巨大的人口规模是负担还是资源，历史积淀是包袱还是助力，地域差异是互动还是分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战略与能力。不仅如此，大国之“大”，既容易导致“大而无序”，使不同地域发展各自为战、改革零敲碎打，缺乏系统观念，形成利益集团，也容易陷入“大而无力”，使“上传”积极性不足、“下达”坚定性不够，产生政策“折扣”，造成民意阻隔。因此，破解“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处理好全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确保横向到边，处理好贯彻性与积极性的关系确保纵向到底，都是必须破解的治理难题。新时代新征程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制约因素，发展的风险性与联动性与日俱增，确保国家机器有效应对变化、调控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是难上加难。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决定了其对人民负责的价值立场，要求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就需要精准研判极其复杂的国情，平衡极其多样的利益诉求，实施极其灵活的方针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导致党担负的责任和任务极其繁重、艰难。
在西方现代化“镜鉴”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大国的过程性难题。现代化启动时机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首先，“特”在时空定位上，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演进看，“先发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空间可利用，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式”现代化，虽然具有丰富的经验可“镜鉴”，但同时也导致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先发式”现代化存在“时差”，这种“时差”给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悖论式难题，也就是既要提升现代化的水平，又要规避现代性问题。这在全球化时代就导致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场域的共时性，由此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其次，“特”在社会性质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异质”性。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后发式”而是“新发式”，主要在于其最根本的社会属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根本特点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即不是少数人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是物质主义而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是生态破坏与生态帝国主义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是侵略扩张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不断证伪西式现代化的神话，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出现“白热化”倾向，一方面，企图借助中国“利用”资本的窗口继续实行资本渗透，推动资本无序扩张，延续“和平演变”的老套路；另一方面，出现了以各种蛮横无理的借口发起不同形式“摩擦”，如贸易摩擦、科技摩擦的新行径，而且这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这些复杂的境遇为中国式现代化既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复杂的治理难题。
在攻坚克难关键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大国的目标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基于中国古代辉煌与近代落后特定语境下、历经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演进而不断形塑的目标愿景，这一目标具有特定的历史意涵和价值诉求，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一方面，曾经的历史辉煌决定了当今复兴任务的艰巨，复兴说到底是一种历史地位的回归，是综合国力的全方位呈现，反映了目标愿景的宏阔性以及复兴要求的全面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期限越来越临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是期限临近越是心情迫切，越是心情迫切越要保持清醒，越是情绪高涨越要保持冷静。为确保开好局、起好步，这一时期既要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过于急躁冒进，也要防止被成就麻痹神经，逐渐不思进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如何平衡积极奋进与有条不紊的张力，避免半途而废的悲剧，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
综上，特殊的国情和现实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定目标，也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样态，即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内涵的整体性。从治理难题的维度看，基本国情的复杂与远景目标的宏阔是国家治理的内部矛盾，两者之间的张力决定了任务的艰巨、发展道路的独特，在全球化视域中还面临着外部世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误读，甚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干扰。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不仅面临着不同时期难题的历时性叠加，还面临着中外之间关系难题的共时性交织，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大党在大国治理的难度系数之大。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体现大国担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宽广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环顾当今世界，各种全球性问题交织重叠、此起彼伏，而在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时却因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制约困难重重，使得对策匮乏、效率低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充分彰显了一个负责任的百年大党的世界胸怀和使命担当，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刻思考。
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和全球性问题蔓延，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客观性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全球治理的背景及重点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出来。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一些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蔓延，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人类处于应对挑战的窗口期。同时，逆全球化思潮仍在持续发酵，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复合型通胀风险进一步增加，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全球蔓延之下，虽然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经济复苏，但也催化了地区冲突和矛盾，乌克兰危机直接影响了国际的能源价格，加剧了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世界经济很难出现增长的“理想曲线”，还将长期处于中低速增长轨道中。从总体上看，全球治理仍在现有的制度和体系框架内运行，但其内在局限性日显，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从前瞻的视角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趋势，“变”是确定因素，“乱”是突出特点，两者叠加加剧了中国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升级的难度。
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平衡致使全球治理的主体意愿减弱，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体性难题。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能力上，主权国家都是全球治理最基本和主要的行为体，但目前不同国家行为体的全球治理参与意愿普遍不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是当下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和主要决策者，对相对落后国家缺少针对性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理应对全球治理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但随着这些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边际效益递减，其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与参与度普遍降低。更有甚者，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当下国际秩序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例如，美国的“弃约”、“退群”等行为，不仅不利于推动全球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困境，这也恰恰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曾宣扬的全球治理是以“治理”之名行“霸权”之实。另一方面，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弱势方的国家长期受到霸权主义、殖民主义、“颜色革命”等不公正待遇，使其不仅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认同，甚至对全球治理本身也心存芥蒂，为这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设置了心理障碍和价值壁垒。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优势相对衰落，特别是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不断提升，更多的主权国家表现出了对现有不合理秩序的不满，进而寻求新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无疑使全球治理的困境“雪上加霜”。特别是面对世纪疫情的冲击，国际社会非但没有形成“统一战线”，反而出现互相指责和转嫁危机的局面，从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当下全球治理的困境。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亟需唤醒并激发不同类型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和行动。而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能力仍需要不断提升。
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面临现实挑战，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性难题。全球治理困境下隐匿着对良性治理的背离。由于缺少超越性的权力组织和普遍认同的价值引领，国际顶层机制与各国现实政治难免存在冲突。面对全球治理的供需缺口，作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然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的支持与拥护，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部分西方国家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与认同过程中人为制造矛盾、挑起事端。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价值共识却往往难以达成。价值共识是集体行动的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与伦理指引。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和认同却面临着以“普世价值”为主导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空间挤压。其次，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与供给失调制约着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和公共产品，有利于弥补供给不足、调节供给失衡。但即使这样，仍避免不了有的西方国家从不同方面的抵牾。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参与，但大国平衡以及大国行动在全球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不可否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行为体的相互依存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稳健的大国关系与明确的大国责任对全球治理的价值。部分西方国家不仅忽视中国向世界释放的善意与提供的服务，而且还聚焦于大国冲突。例如，美国出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考量，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与安全威胁，使得中美之间的各种摩擦不断增多；还有部分西方国家基于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预计，以“捧杀”的方式鼓吹“中国责任论”。实质上，以上陷阱都是西方“二元对立”与“自我中心”思维的产物，并不适用于“行天下之道”的中国，但确实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推行设置了阻滞因素。
综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升级时需要面对特定国际环境的“时代特有”难题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自身独有”难题，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难度和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正以对人类未来高度负责的大党风范，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彰显出百年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担当和宽广境界。
（作者：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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