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来的新道路，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从人的现代化的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与价值论相统一的理论特质。方军研究员的《思想的散叶》一书，关注和研究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与价值论。
从人的现代化维度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五个特征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总结和科学概括，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中就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的现代化方面的重大创新。
从根本上说，现代化不仅表现为技术、经济和政治等领域与传统形态的决裂，还包括人的心理、思想、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即所谓的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一方面，从量的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以规模巨大的人口实际为出发点，以全体而非部分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为目标。另一方面，从质的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处处蕴含着对人的生存、需要、发展、向往的肯定和重视。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在内、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以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为根本要求，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前提，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拒绝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西方现代化老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表明，从人的现代化的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学者从个人的人格和心理出发考察现代化的研究范式，而是要在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同时，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价值意蕴的内在关联。
深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价值论研究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和人学相继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学术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但从一开始就聚焦价值论问题。起初，他们尝试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引入“黑箱理论”这一控制论的方法，主张通过建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客体关系图式，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后来，集中研究了价值论领域的若干基础问题，例如，价值观念的哲学特质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人格理论问题、哲学上的价值概念问题。他们较早突破价值论研究中的单纯认识论框架，站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从实践活动的辩证本性出发，科学地界定了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价值作为实践中主客体关系的特定方面，其发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在于实践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之间的矛盾。这就为进一步论证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的内在统一、阐明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与哲学的价值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是由于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理解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学者强调历史观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机联系，倡导从这种有机联系中拓宽每一方面的研究，从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人格概念的研究、对康德哲学的重新评价、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意义的独到阐释、对当代伦理学发展方向的探索、对社会符号论的初步建构，看似论域广泛，实际上都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哲学基础问题进行创造性阐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进行创新性发展。
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敏锐的理论思考相结合
始终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同时期的突出现象和重要问题，把实践中的问题凝练为学术问题，通过研究这些问题来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发展。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结出的果实；科学地提出问题，所指的是真问题，是有意义的真问题，尤其是有重大意义的真问题，即能够真切而深刻地代表时代声音，引领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理论创新的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学术研究特别是价值论研究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关注当时刚出现的“承诺制”，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制度伦理概念，分析了经济与道德、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辩证关系，还通过考察中国农村的变革和发展，阐发了制度伦理建设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不仅从价值观的角度辨析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认为重视理论工作本身的价值追求才能完整克服教条主义的学风，而且从实践和历史的观点出发阐释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人的价值准则，提出必须把握从实践出发与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历史进步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书中这几篇极具现实关怀的文章，既充分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向来主张的哲学伦理学立场，即从唯物史观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高度，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相统一的维度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把伦理道德问题视为历史观的问题，又遵循了刘奔先生所倡导的方法论原则，即“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现实问题研究”。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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