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新 王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之举
——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伟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基础、基本经济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一、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设想，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自此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过了战争和土改的“关”，还要过“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毛泽东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在各种条件都具备之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看，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古语有云“纲举目张”，毛泽东认为:“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只有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这个“纲”，一切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等才有所统属。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过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还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资本家进一步改造，才能逐步解决主要矛盾。
从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来看，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发生转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因素。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国内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占8．2%)，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发展迅速，领导地位进一步增强，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积累了主要的物质基础。
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看，人民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殷切希望也日益凸显。经过经济恢复，国民生活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全国农村60%到70%的农民仍然不富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为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日益高涨，都期待着社会主义的早日到来，这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打下了群众基础。
从复杂的国际形势来看，国际机遇不容错失。一方面，在两大阵营的对立中，中国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和协议，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经济与技术上的支持，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准备条件。另一方面，1952年下半年与美国和谈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战争不久有望结束。毛泽东指出:“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中国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和平环境时机和苏联援助的历史机遇，通过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为国防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国内外各种因素都表明，毛泽东此前所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与条件均已成熟，于是开始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造道路。在195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初步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195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后，指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方法，并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经过反复酝酿和谨慎思考，在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基本内容。8月11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时，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1953年12月，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毛泽东不仅带领全党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突破了先工业化后过渡的框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是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国家帮助和典型示范原则，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互助合作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三是突破“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苏联模式，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四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
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他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探索出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路，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后，中国又面临着究竟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在艰辛探索中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带领全党创造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成功实践，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更是提供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道路基础。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而这一道路的基础正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奠定的。
二、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本经济制度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石。毛泽东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旧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政府性质的，而社会主义制度能做到全国统筹兼顾，使得国家富强，“这个力量大得很”。要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的优势所在，“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要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基本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指出，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不仅有利于巩固新生政权，还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
为实现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毛泽东对改造工作进行了多方面部署。在农业方面，毛泽东提出，“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1953年10月15日，针对当时出现的极大的供求矛盾，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毛泽东指出，搞公私合营、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毛泽东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方法，那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实现个别行业乃至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达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的私营工业经营单位共8．8万余家，实现所有制改造的企业达到99%；全国原有的私营商业经营单位240万余家，实现了改造的商户达到82．2%。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956年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历经许多重大变革，但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没有打破。到1956年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起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从根本上消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本经济制度基础。
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个人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社会基石，巩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让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使劳动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依据，从根本上消除了剥削制度产生的基础条件，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基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现实，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具有根本性、基础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积极探索。邓小平提出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破除传统制度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制度，建构新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意味着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继承这一制度遗产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和人民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体现。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必然会被打断。”因此，“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坚持下去”，一以贯之地解决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三、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支撑。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和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出发，“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实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相关，毛泽东认为若不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同时，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建设，才能抵御国内外敌人的破坏；“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于是，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实践经验来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非但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碍，而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由表1工农业总产值可以看出，按照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827．2亿元迅速增长到1957年的1387．4亿元。从1952年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平均每年增长21%，至1957年底，工业总产值已达783．9亿元。1952年到1957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我国农业在1953年、1954年、1956年、1957年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平均每年4．1%的增长率，不能不归功于社会主义改造。
在国民经济实现增长的同时，工业化事业大步迈进，现代工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现代工业的总产值由1949年的79．1亿元发展到1952年的220．5亿元，再发展到1956年的503．4亿元；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分别为:1949年占56．4%，1952年占64．2%，1956年增至71．6%。同时，各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迅速。1956年相比于1949年，钢的产量增长了27．26倍，达到446．5万吨；生铁增长了18．15倍，达到482．6万吨；原煤增长了2．4倍，达到11036万吨；金属切割机床增长了15．39倍，达到25928台。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中，粮食达到3650亿斤，棉花2890万担。
其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较短时间内推动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构建，不仅建立了国家统一领导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体系，还全面加强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经济基础。由表2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在1952年到1956年的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19．1%提高到1956年的32．2%，资本主义经济由6．9%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到1956年合作社经济53．4%，公私合营经济7．3%，个体经济7．1%。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建设的主要大型水库容量共计64．85亿立方米。广大农民在农业互助运动中还进行了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1956年底全国灌溉面积达4．8亿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9%。从1949年到1956年的8年中，新增加的灌溉面积达2．4亿亩；1953年到1956年间，改造的洼地易涝面积达1．42亿余亩。为抗御水旱灾害、确保农业生产提供重要设施和基础。
交通运输建设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新建成的主要铁路线铺轨里程共计1562公里。1953年至1956年公路修建里程共计114673公里，其中新修建主要公路干线28条，确保物资运输通畅，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条件。
其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直观的表现是收入的增长。国民收入以1949年为100%，到1956年达到了248．3%。其中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由1952年的446元增长到1956年的610元，提高了36．8%；城镇居民储蓄以1950年为100%，到1956年达到1697%。农民收入也得到迅速增长，以1952年为100%，到1956年达到了124．3%。
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建立起了城乡卫生医疗网，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不仅提出中国卫生医疗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建立相关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提高医疗水平，还注重宣传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同时，针对城市医疗卫生问题，毛泽东提出“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和领导，并在城镇和农村建立大量的卫生医疗保健机构，1957年卫生技术人员总数达190．8万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报告，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6．0%，出生率为36．0%，死亡率高达20．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7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上升至23．2%，死亡率下降至10．8%，人均预期寿命迅速增长为57岁。人民的健康水平达到历史以来的新高度。
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数量众多，毛泽东认为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后再开始建设社会主义。针对农村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提出“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的文化教育规划，在农村办中小学，出版适合农民的通俗读物，发展农村广电文娱活动，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到40．3万人，是1949年的3．44倍；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达到81．2万人，是1949年的3．55倍；普通中学在校学生达到516．5万人，是1949年的4．97倍；小学生达到6346．4万人，是1949年的2．6倍。具体数据表明，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向人民和历史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其四，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看到，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很落后，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一化三改”的总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此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提出“三个现代化”的目标，将中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后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国防现代化”的目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国防现代化做支撑。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曾设想新政府“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在外交上采取敌对的策略，在军事上采取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身处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提出我们在军事建设上的任务是要“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等军种，完善了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种，完成了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重大转变。
除了发展常规武器装备，毛泽东还将重点放在发展尖端武器上，制定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两条腿走路”的建设方针。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并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历史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而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也奠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基础、基本经济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一个时期以来，有些研究者对毛泽东及其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持有不同看法，他们提出一系列否定观点。某些不同的看法或许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但不容忽视的是某些观点成为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推手，其目的就是通过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来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论断，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党和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奠基之举，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李佑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霞，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3-01-19 0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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