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都市社会的来临和城市问题的加剧，社会批判理论向空间转向，“空间正义”渐趋成为一种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思潮。作为一种以“空间转向”为前提、以“空间生产”批判为基质、以城市空间“权利突围”为方案的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理论，空间正义思潮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西方空间学者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无空间和封闭性”的理论体系，存在认识论“缺环”、批判论“过时”、革命论“无用”、前景论“渺茫”四大结构性缺陷，无力纾解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困境。在指摘、贬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西方空间理论企图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框架空间化或都市化，并美其名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面对空间正义思潮“贬马”“去马”“否马”的错误倾向，学术界要“重回马克思恩格斯”，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精神实质，捍卫马克思主义时空体系的完整性与真理性，为21世纪的城市规划与美好空间生产指明光明进路。
一、前提澄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在场”
确证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在场，是还原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前提。长期以来，西方空间理论一直存在“马克思主义体系构造缺乏空间维度”的理论诘难。哈维认为“空间在马克思那里如同在恩格斯那里一样，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达到具体性。”苏贾认为，“反空间主义”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在西方空间理论看来，既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空间维度的认知“缺环”，自然难以察觉资本主义对地理的政治控制与空间利用，“只能是抽象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术’”。这种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时空体系的扭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不是时间的单向度理论，而是时空复合的“双螺旋”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把城市看作映射各类社会关系的“空间容器”，在对19世纪欧洲工业城市居住分异、阶级界划、城乡对立的观察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空间化现象，建构起以空间批判为内核的空间正义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时空体系和思想光谱的严整。
（一）空间：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资本主义的深切视角
世所公认，马克思恩格斯是时间分析的大师，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进的前提和基础——自由时间的结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赢得了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全球胜利。不过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不重视空间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与总体性危机不是旦夕产生的，而是在“土地、建筑、住区、城市、地理发现、殖民地”等地理性空间的扩张中累积形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关注了住区壁垒、城乡对立、城市贫困、地理发现、海外殖民等空间问题，阐释了资本主义“土地——工厂——城市——殖民地——世界市场”“点、线、面、带”的空间扩张结构，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时代，空间不仅是工具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城市》等著作中考察了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的物理巨变与阶级界划，指出城市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剩余时间延长的地理投射，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空间具象，“大工业企业要求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他们必须住得集中，甚至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附近也会形成一个村镇。”面对时间问题的空间化趋向，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要与时俱进，在空间的裂变中考察剩余时间的最新实践形态。
（二）空间本质：特定生产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背景容器，而是时间的凝固形式，是人类外在的自然空间和人类自身的社会空间的有机合成。伴随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空间掘进，自然空间日益打上实践的烙印，映射了特定生产和普遍交往关系的社会空间跃迁为空间的主要形态。马克思特别指出，资本是空间的“填充物”和“塑形剂”，“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169因此，在一定程度而言，在全球化不断延展的今天，跳出空间的包围就是要冲破资本的牢笼，建立新型生产关系。
（三）空间正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维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空间不平等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而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内在必须”。如果资本主义不制造出空间的不平衡，那么资本主义早就走向了穷途末路。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在“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地理失衡中，资本主义成为巨大的对抗场所，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休闲、娱乐等环节充斥着“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等伦理非正义。马克思恩格斯努力促进空间和正义的结合，所谓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以空间物化方式的形塑”。在重构空间正义的路径选择上，不同于黑格尔“真理人权”的“理性正义”、费尔巴哈“爱与宗教”的“神秘正义”、蒲鲁东“公平交换”的“永恒正义”，马克思恩格斯把正义的界说立论于生产方式之上，“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从而建构起以资本批判为主线、以生产方式变革为中心、以美好空间建构为旨趣的“批判正义”。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批判——空间革命——空间重构”的空间正义新范式，为建构美好城市、美好生活、美好世界指明了科学的奋斗方向。
二、批判逻辑：空间正义“何以产生”
空间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点。所谓空间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空间异化、空间区隔、空间对立等消极社会空间现象的批判。在空间批判问题上，西方空间学说一直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僵化的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责难。列斐伏尔认为，大都市时代“空间的生产”已取代“物质的生产或社会的生产”而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哈维认为，历史批判升级为地理批判具有迫切性，“为进步政治的目标开拓正义和权利地形看来是一项急迫的理论和政治任务”。那么，以时间为轴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论是否真的“过时”？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很多空间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空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微观空间区隔化、中观空间断裂化、宏观空间对抗化的资本动因，阐明了空间正义“何以产生”这一本源性问题，为冲破资本主义隐秘而反动的空间统治找到了革命隙缝。
（一）微观的城市空间：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区隔
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摇篮。城市空间既是资本主义“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又是散发着强烈工业属性和工具理性的“资本之城”。伴随时空压缩带来的资本积累加速，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长为工人与资本家全线阶级区隔的“对立之城”。
第一，生产空间的阶级区隔。资本主义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机器磨坊。为了赚取超额利润，资本家采用各种花招劫夺工人沐浴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吃饭和睡觉等维持健康的必要时间，工人吃饭的时间“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在资本的齿轮转动中，广大劳工异化为车间厂房中的“活机器”、“廉租房”“贫民窟”“下水道”中的“蚁族”，成为身体畸形、精神贫瘠的“单向度人”。
第二，生活空间的阶级区隔。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笼罩是结构化的，不仅企业、车间、厂房等生产空间充斥着增殖本性，就连街区、社区、住区等生活空间也渗透着经济理性。资本主义土地、房地产等空间要素的产权化、资本化，使城市居住空间日益陷入高档区与低档区、别墅区与贫民窟的住区分隔和阶级界划。街区、社区、住区由纯粹的地理质性异化为阶级、名望、地位、财富的身份标识，住在贫民窟的工人被看成一群“肮脏”“贫穷”“道德堕落”的人，住在豪华社区的人则被看成高贵、体面、受人尊敬的人。而工人在遭受工厂主、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层层盘剥后所剩无几，根本无力改善居住环境，被迫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空间深处。
（二）中观的区域空间：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断裂
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具象，具有强大的资源、人口、要素吸附能力。伴随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性积累”，资本主义区域空间逐渐成为城市与乡村悬殊发展的“断裂地带”。
第一，“中心城市”和“边缘乡村”的地理二元割裂。资本关系的空间扩张重塑了资本主义的地理样貌和空间格局。其中，城市升级为“物质集合、人员集结、生产集聚、管理集成”的中心地带，而乡村降格为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和“原材料集散地”，凋敝是乡村的真实地理写照，“‘在北安普敦郡和莱斯特郡……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
第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对抗。资本主义不均衡地理背后折射出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的割裂，“加速的资本逻辑”带来人类中心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喧嚣，“宁静的自然和乡村”遭到湮灭，“稳定的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人类不仅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而且深陷钢筋水泥浇筑的精神牢笼。二是人与社会的牴牾，市民权益分配及表达机制的“非惠普化”导致城市不同群体“空间焦虑”，主体的公共性被遗失，国家异化为“利维坦”式的怪物，社会缺乏公平正义，资本主义空间成为人与自然历史塌陷、人与社会现实断裂的虚幻共同体。
（三）宏观的全球空间：“中心——边缘”的结构对抗
资本不是地域性存在，而是全球性存在，“资本主义只是通过向整体空间的扩张才得以保存的（通过侵入她的发源地，侵入增长领域和权力领域：生产的统一性、企业、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伴随资本在全球的空间布展，梯度化、等级化、二元化、对抗化的“中心——边缘”结构成为全球空间的主要特征。
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核心——外围”的空间对抗。得益于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的时代先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全球商品、贸易、技术规则的制定权与书写权，建构起西方道路、西方制度、西方模式的中心性统治；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起步晚、生产力落后，只能从属于大工业生产逻辑的支配，接受西方无原则、无底线的“空间掠夺”，成为繁荣世界中的“黑暗远方”与“外围地带”。
第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制——反压制”的空间较量。垄断资本与跨国资本对剩余价值全时空的追求和压榨，使普世化的“城市街区、工厂车间、办公楼宇”等现代性地理景观，犹如监视和规训无产阶级的“全景监狱”，现代社会异变成一个禁锢无产阶级的无差异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同质化空间。面对“世界是平的”以及资产阶级永无休止、无处不在的空间压制，无产阶级发出反压制、求解放的空间呐喊，汇成响彻全球的空间解放浪潮。
三、革命逻辑：空间正义“何以突围”
空间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逻辑行进和核心要义。所谓空间革命是指自然与人类社会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现实解放运动。在空间革命这一问题上，西方空间学说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不合时宜”的理论非难。其中心思想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面临重大转向，异化的主体由劳资双方转向为“妇女、学生、少数民族”等边缘化人群，斗争的焦点由“生产空间”工资与利润的激烈对抗转向“城市空间”居住、安宁、生活、消费等权利的和平争夺。列斐伏尔的“差异性日常生活空间”、德塞图的“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以及哈维的“时空压缩”，都是试图在不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从城市以及权利的接缝处，以一种“人与资本”的城市和平对话或“贫富住区混合”的空间改良运动，建立一种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空间新解放政治。马克思恩格斯看穿了“与资本对话”的现实虚幻，提出了生产力革命、伦理革命、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空间解放方案，解答了空间正义“何以突围”这一根本性问题，架起此岸世界通往彼岸世界的桥梁。
（一）生产力革命：空间解放的根本动力
空间不是一种自主性结构，而是现代大生产的产物。城市区隔、城乡二元、世界“中心——边缘”等空间问题，表面上是地理不均衡问题，实则是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有实施大幅提升人与空间物质交换水平的生产力革命，自然与人类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空间解放。
第一，发达生产力为自然解放提供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自然和生态的解放程度“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人类才不会在谋生的重压下大量扑杀万物，也不会在致富欲的驱使下肆意开采自然，更不会在资本逻辑的强制下把工业废弃物排放到河流、大气、山川等人类公共空间。在绿色科技、智慧科技的加持下，自然的本源性与优先性得到确证，生产消费的“加速度”与环境承载的“自然速度”保持平衡，自然复归“宁静、和谐、美丽”，人类建构生态美好、生态幸福的文明新坐标。
第二，发达生产力为人类解放提供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类获得解放的前提是“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只有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才能造就社会空间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才能彻底消除以追求资本最大化为代表的“空间生产方”和以追求更好生活环境为代表的“空间消费方”之间的权利冲突与利益博弈，才能消除城市与乡村、城市富人街区与穷人街区、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空间区隔、空间差序与空间对立。在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跃迁中，资本被逐出日常生活的每一处隙缝，社会空间成为全体成员共建、共享、共赢的美好空间，人类由资本的蛮荒走向自由的丛林深处。
（二）伦理革命：空间解放的价值基点
空间不仅是物质生产场地，还是承载梦想与荣光的价值之所。资本主义城市、楼宇、街道、住区等空间的畸形结构与建构表征了资本主义变态的金钱欲望和扭曲的商业伦理。只有把空间发展的伦理法则由追求“效用”“资本”的功利主义转向“自由”“解放”的人本主义，人类才能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对象性活动中收获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
第一，生态伦理缔造生态幸福。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重新确证自然与人类的对象性关系，自然界从农耕时代淹没主体能动性的蛮荒自然、工业时代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自然，升级为昭示生命价值的人本自然。在生态伦理的指引下，人类和自然生态要素（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群落（花鸟虫鱼兽）构成“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共同体，人类在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穿梭与停留中，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自由地栖居，诗意地栖居。
第二，生命伦理缔造生命幸福。马克思指出，异化与物化的生活方式不仅剥夺了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的时间，而且遮蔽了工人审美、成长、全面发展的能力，使工人沦为可怜的不停劳作的“牲口”。马克思恩格斯从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生命伦理高度关注社会空间“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命、生存、生活的合理诉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物质生产以全体人的幸福为价值导向，公共权力褪去阶级的强制性质，变换为社会成员自发意志的结合，城市成为以人为本的人民之城，劳动者物质、生存、发展等外在性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心灵、精神、情感等内源性需求充分实现，个体成为真正健康生存、个性发展、快乐生活的“自由人”。
（三）暴力革命：空间解放的基本形式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消除资本主义空间的断裂、区隔与层级，实现社会空间的自由与解放，不能仅用理论的批判，而必须用物质力量来加以摧毁，“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空间解放的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与资本对话与和解”的空间倡议，但无论是和平的普选争夺，还是合法的议会斗争，都不过是一种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的策略，暴力革命才是通向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上层建筑，才能彻底剔除资本这一特殊“以太”对车间、厂房、街道、住区、权力机关等日常生活的统摄，才能真正把空间的主轴由资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
第二，暴力革命存在城市与农村两大中心场域。城市与乡村，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空间主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城市“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因而“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然而，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在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高度强大的时代，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革命离成功还为时较远。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空间革命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空间解放的“农村包围城市”构想，先土地革命后城市革命，以乡村土地所有权变革推动城市财产权变革，拓展了空间解放的新场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空间解放，提供了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四、实践逻辑：空间正义“何以实现”
空间重构是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逻辑旨归与实践应答。所谓空间重构是指在美好空间中塑造空间正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空间是正义的本体，建构正义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完成。在空间重构问题上，西方空间学说存在“共产主义空间前景渺茫”的理论诘难。哈维认为，共产主义构想只有时间本体而没有空间载体，“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基于此，哈维提出了以“埃迪利亚”空间乌托邦的“务实构境”替代共产主义时间乌托邦“虚假梦幻”的空间解决方案。那么共产主义的空间前景是否真的“渺茫”？实践是最好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平等空间、美好空间、良善空间的建构中塑造生产正义、分配正义与伦理正义，有力验证了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真正联合体”，廓清了空间正义“何以实现”这一终极性问题，为正义的生长指明了光明的制度进路。
（一）建构平等空间，塑造生产正义
空间正义是现实经济关系在空间中的映射与表征。马克思指出，空间正义的本质是生产正义，“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生产正义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空间主体平等、空间布局合理。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废除、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同时“城乡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生产正义变成现实。
第一，空间主体平等。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是一个国家生产正义的“晴雨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产权保护、用途管制和市场配置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在土地的公有与共有中，士农工商、城市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成为平等的空间主体，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由“以投票为中心”向“以对话为中心”转型，地理景观、产业配置、街区样态等由全体居民平等决策，协商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全过程民主激发城市的创新和活力，城市成为人民之城、活力之城。
第二，空间布局合理。城乡生产生活生态合理布局，能够加快要素的流通速率，减少空间断裂、区隔与对抗。新时代以来，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大力变革城乡二元空间结构，推进城市与乡村空间平权。住宅、街区、房产等栖居空间突出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城市由象征地位、声望的“资本具象”复归为居住意义的公共领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推动乡村转型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新田园。中国空间发展迈入城市与乡村双轮驱动的新时代。
（二）建构美好空间，塑造分配正义
分配正义是构建空间正义的重要一环。分配正义的根本旨趣是满足每个人以及全体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实现人的内在本质和价值。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分配正义。第一，城乡公共资源均等化。新时代以来，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加快补齐全面小康的“三农”短板。一是增加农民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使农民、农业、农村这一空间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最有潜力增长极”“最大体积量”更能分享土地交易、土地投资的市场溢价和增值收益。二是聚焦农村居民对“户籍平权、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城乡教育联合体、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把经济发展纳入服从和服务于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价值谱系。
第二，城市资源配置人本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建设美好宜居的人本型城市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是树立“役物”到“化人”的城市建设思想，将人的教育权利、发展能力、生活福利、幸福指数等作为城市化的核心内容，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生态，促进人的公共性的主体回归。二是以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公平性问题，加大棚户区、老旧小区拆迁改造力度，增加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公共医疗供给力度，打破高档住区、中等社区与普通住区的空间区隔，构建和谐、文明、友爱的邻里关系，使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满足感与幸福感大幅提升。
（三）建构良善空间，塑造伦理正义
空间蕴含着伦理关系，因此伦理正义是空间正义不可或缺的一环。所谓伦理正义是指自然空间、城市空间与全球空间恪守基本的价值观，包括和平、尊重、诚实、担当、团结、公正、公民意识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消除“私有制”“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利己观念”，才能建构平等性、属人性和多样性的良善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动伦理正义的实现。
第一，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人定胜天的支配自然观与听天顺命的盲从自然观，树立人与环境相互促进、永续发展的生态幸福观，自然美景、新鲜空气、绿水青山、良好生态成为人的基本公共需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资源消耗有机平衡，技术进步中的“杰文斯悖论”得到化解，人类主义、科技主义和自然主义实现有机统一。
第二，推动人与城市温情互动。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破除城市的资本底色，把地理学的“城市天际”转型为“人口学”的“城市地平”，把道德形态的城市构造置于物理形态的城市构造之上，通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良善道德体系的规范与指引，使城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多维性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多样性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性赓续的文明化空间，市民大众具备高度的道德自律和主体自觉，成为崇高道德的践履者、文明风尚的守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人性、理性与德性成为城市最鲜亮的底色。
第三，推动人类社会守望相助。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构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阐述了新型人类生存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构想跨越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的西方价值偏好，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待，推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缔造人类社会不同文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交往新范式。
五、余论
西方空间正义思潮的泛起并不能遮蔽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真理光芒。近年来习近平提出诸多空间正义思想，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观，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理论坚守，更为新时代的城市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建构社会主义平等空间，规范城市空间生产，推动空间人权的普遍实现，把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镌刻在中国大地上，提供了极具洞见的空间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袁堂卫，张志泉，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堂卫，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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